黄海洋
备受社会关注的反洗钱法草案，25日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反洗钱法草案涵盖了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等四大制度。这部法律的制定，必将有利于遏制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4月26日《新京报》）。笔者以为，先别忙着为反洗钱草案喝彩。
我国反洗钱工作慢半拍。据权威分析中国最近三年资本外逃达530亿美元。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几乎相当于22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作为一种犯罪活动，洗钱早就引起了世界的忧虑。反洗钱工作最早源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银行保密法》，后来联合国等国际联合组织先后公布实施了诸如《反腐败公约》、《打击犯罪公约》等若干反洗钱方针依据，使反洗钱工作得以不断推向前进。上世纪80年代末，联合国和国际清算银行首先制定并采取了一些反洗钱措施。2002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着重从反跨境“洗钱”角度，在制订和实施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的报告标准和识别标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3年3月才成立反“洗钱”工作专门机构，主要是为了完善反洗钱工作组织建设，统一协调外汇局系统的反“洗钱”工作。法律法规滞后不说，反洗钱工作行动迟缓。
徒法不足以自行，洗钱怎么能约束“领导”？银行还是政府行政支配的“钱袋子”，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银行行长负责制的机制使行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钱想怎么拿就怎么拿，法大还是领导的权大？在法治未能真正形成的我国，权比法大的现象比比皆是。如今即使出台反洗钱法，对于遏制“领导”洗钱效果如何还是未知数。回顾我国近年来查处的几起洗钱行为不难看出，反洗钱工作任重道远：许超凡、余振东等人利用职权，在9年内贪污挪用公款4.83亿美元，资金通过洗钱被转入许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账户。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将受贿所得的4109万元，通过香港商人渠道，曲线转入了自己指定的账户，便是例证。
法律法规出台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隐瞒或掩饰起来，并使之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和过程。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洗钱问题，但总的来说在对洗钱宽容或反洗钱机制效率不高的地方发生最多，因为这些地方对犯罪分子来说风险较小。而脏钱之所以能洗白，或是由于金融机构员工或领导被腐蚀，或是金融机构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与洗钱者同谋或沦为犯罪网络的组成部分。有组织犯罪集团潜入金融机构，不仅能腐蚀官员，甚至能腐蚀整个政府。由于在洗钱的背后是各种犯罪，所以反洗钱斗争可以帮助打击犯罪。发展中国家若过分考虑吸引外资而延误打击洗钱，就会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但最后会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反洗钱工作，涉及刑法、业务操作、金融体系及其规章、国际合作等内容。我国连只牵扯本国内部事务的“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不起学”都解决不了，所以笔者不免对需要修订刑法、需要国际合作等系统工程的反洗钱工作表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