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视角

　　近日在电视上看到：上海一位有病的老人坐公共汽车因为没有座位，售票员前后招呼了四次竟无人让座，以至老人坚持不住不得不坐到地上；事后有政协委员建议应当给予公共汽车公司强制乘客让座的权力。由此，本人想到自己住宅小区的最新动态：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给每个车位安装了地锁，购买了车位的业主可以在自己不在时，把地锁锁上，防止别人占用自己的车位。

　　其实对这类事，一直以来自己就感慨良多，比如开车出门办事，到了一个地方，明明有一片空场，却被断喝内部领地不准停车；家里来了客人，明明车库有很多空车位，却因为车位锁着无法停车。而公共汽车专座专用的呼吁，无非是说专座在没有该类“专人”时也不许其他人坐，这和前两者的思路是一样的，是要把每样东西都以权属或类似权属的方式固定下来。但是，我们这样“固态”地解决问题的时候，却发现空间更狭小了！因为，哪怕该空间在主人没有利用的时候，其他人也是不得利用的。生活是流动的，动态的人们需要动态地利用不同的空间，如果没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社会准则，可以想见，每每不与人方便，当然自己就时时不方便！

　　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国家，一个省的人口甚至比欧洲一个不小的国家的人口还多。资源相对匮乏，空间拥挤，人们司空见惯“抢”资源包括抢占各种位置，抢占各种机会，挤占空间像私人生活领域里把生活杂物破烂堆放在公用的楼道，以及抢占图书馆、自习室、公共汽车中的座位等等。甚至原来不愿意抢占“地盘”的人耳濡目染也起而“抢”之。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面对这种“拥挤”时，想起的对策、招数，也往往是强制手段。

　　其实，即使假定强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也有个强制的可操作性、强制的成本的问题。我们遇到的诸多“抢占”不让，考虑到成本和可操作性，强制是很难奏效的。所以我们应当改变思路。西方的哲人说过，“法律不管琐碎之事”，法律“管”的是它不得不管的事。法律是有边界的，强制也是有边界的。法律、强制的边界之外，应当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能够起作用。这种社会控制手段首先应当是道德。道德作为一种没有物质强制力的手段，无法外在地强制人们服从，但是道德拥有强大的精神强制力量，因此当人没有按照道德标准行事时，就会受到内心的谴责。而这种“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

　　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有人说人性本恶。其实，良知既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后天熏陶的。如有些善恶无须教育就能判断，但构成良知的许多道德戒条又需要不断灌输、培养、耳濡目染才能在人的内心滋生成长。谦和、礼让，即使再加上些功利色彩变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或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也是应当得到普遍肯定的善良标准。如果大家自觉如此，我们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不会再有人抢占座位，因为占了位子可能反而会使座位不能流畅地始终利用；也没有人再把车位锁起来，自己不用时也不准别人用；公共汽车里的年轻力壮的人会“老吾老”“幼吾幼”地主动让座，无须售票员吆三喝六，如此一来，原本拥挤的空间就会变得宽畅，紧张的生活会变得从容，人们随时绷紧的神经也会由此放松。这样的生活场景，难道不是我们憧憬的？

　　虽然道德教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决不能因此短见，将强制的界线无限扩张。法律只能解决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人和人的关系还需要许多法律之外的东西，亲情、友爱、与人为善、宽容，惟其如此，世界才真的成为我们永远流连、充满生气、温馨的家园。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