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牵动着我们的神经

　　清华学子《乡村八记》让总理动容，中大博士四下矿区写出《安源矿工》，李强、方权与本报记者两地连线讲述他们不一样的农村情结——

　　农村，牵动着我们的神经

　　本报记者梅志清实习生王分枝

　　走在校道上，他们和其他莘莘学子无异，但与其深谈，却分明觉得“另类”:反校园里同学们热衷的托福、MBA、找工作等等而行，背着行囊静静地来到太行山区那一片寒冷的乡村，钻进安源煤矿那至今仍无法摆脱困境的深井，去进行田野调查。

　　李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年级学生，去年的寒假他坐上一辆中巴前往二姨家所在的太行山区，此行结出的四万字的《乡村八记》之果，让院长范敬宜“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怀着惊异的心情，向温家宝总理推荐。

　　方权，一个湖南的农村娃，康乐园里的风云人物，刚踏进政府部门工作。他师从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从本科到博士整整10年，既在大学图书馆饱读专著，更是在大江南北无数的乡村城镇走过，四下安源煤矿“蹲”了将近一年，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安源矿工——转型期的变迁研究》，也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南北两地，深夜连线，三人虽不能谋面，寂静夜晚只闻清脆的键盘敲击声，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位位卑未敢忘忧国、满怀兼济天下赤诚之心的青年学子形象渐渐浮现出来。

　　【出行动机】

　　我下煤矿是为了了解“矿难”的真实根源

　　记者:怎么会想到去农村，去煤矿？

　　李强:13亿中国人，9亿农民，不了解他们就谈不上了解中国。我从小长在城市，对农村的了解还是十分有限。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范敬宜教授常说一句话:“不要把眼光放在0.5平方公里，而应该放眼960万平方公里。”作为一名有些文化和理想的大学生，不了解脚下这片土地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方权:我下煤矿是为了了解“矿难”的真实根源和“四矿”的出路，这是受媒体的启发。我来自农村，从小就知道乡亲们生活的艰辛，关注和回报农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刚好学人类学专业，更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个人”。大一暑假，我到比家乡更贫困的安化县进行过10多天的调查，还撰写了《安化游学记》。本科阶段关注“三农”问题，硕士研究生阶段重点关注西部农村贫困问题，博士阶段关注“四矿”(矿业、矿山、矿工、矿城)问题，算是我对“土地”关注的三部曲吧。

　　记者:毕竟是深入与大学校园生活迥异的另一种生存状态，有没犹豫过？

　　李强:没有犹豫，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要去，即使有担忧也是怕自己太过稚嫩，不知世事险恶，被表面的事实所迷惑。

　　方权:哈哈，李强是“小皇帝”一代，我可不同了，像我这种1970年代出生的农村人，单骑走天涯是寻常事。我14岁就远离家乡读高中，后来远赴青藏高原，天涯孤旅八千里，也未曾犹豫过。

　　我去煤矿最担心的是“矿难”，那一年，我经常和矿工们一起下井，家里人也为我捏一把汗。

　　【享受过程】

　　第一顿晚饭是南瓜面片汤和玉米面豆包

　　整理完资料，已是午夜时分。山村的夜异常寒冷，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只能温暖身边一小块地方。

　　——《乡村八记》

　　记者:深入到农民、煤矿工人中间容易吗？

　　李强:开头可能不太容易，但是以诚相待，融入他们的世界也并非一件不可达到的事情。

　　记者:听说李强的《乡村八记》都是趴在土炕上完成的。

　　李强:我记得那天坐在炕头上给我的二姨算完了一年的收支明细账，结果是一年到头家里倒贴898.76元，教育支出达到8200元，再看看这间只有40瓦灯泡、没有什么家具的黑屋子，心情可想而知，这可是自己的二姨啊，她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却差别这么大。

　　方权:我最震撼的是矿工工作环境之差、工作之辛苦和收入之低，还有就是风险之大。中国很多厂矿还是以粗放式的方法去管理非常严密和复杂的工厂和企业，说得严重一点，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命关天，却玩忽职守，能不震惊吗？现在一些媒体提到矿难与农民工素质低的关系，我非常反对这种提法，主要责任不在矿工和农民工，而在于管理层，个别地方层层不负责任。

　　记者:最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

　　李强:有一天下午，在公路边上等班车，当时正好是年前，七里八乡的村民都在赶集办年货，公路上来来往往不少人，几乎所有人的自行车后架上都架着两三箱低档方便面。一位老乡说，这是他们的年货，平时吃不上的。看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真是无言以对。

　　方权:我最难忘的是安源矿工与命运抗争的整体形象。不管命运如何艰难，但在安源矿工身上，总洋溢着乐观、奋斗的精神和对公平正义的执著，这让我非常难忘。

　　记者:调查时住在农户家，和他们一起吃吗？

　　李强:几乎都是在老乡家吃饭，我清楚记得调查的第一户，晚饭吃的是南瓜面片汤、玉米面豆包，不仅仅和他们一起吃，他们家养的狗也和我们吃的一样(笑)。

　　方权:矿工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每次都非常热情地留我吃饭，在矿工家吃过的饭有多少顿都数不清了，现在我们还经常联系。

　　记者:在寒冷贫穷的农村、煤矿调查，快乐吗？

　　方权:田野调查其实很过瘾的，无时无刻不充满挑战和兴奋。在田野中阅读生命，在市井中体悟人生，在荒谬中寻求意义。大三时写下的这句轻飘飘的话语，随着每一次调查的深入而渐渐沉淀下来。在安源，有那么多矿工一起聊天，是一种快乐和满足；聊起一些“义愤填膺”的话题，牙齿打颤的寒夜也不觉得寒冷了。

　　【严峻现实】

　　大部分农村经济凋敝、社区涣散、文化衰落

　　第一天上班的感觉:我在想能不能吃得消，第一天很累，比种地还累，负责下班拖料，用拖鞭拖液压顶顶子和铁支架，一次拖5个，148斤一个，我们要平拖1200米，第一天拖了5次，8小时一个班。回家后感觉很苦，想放弃，但是要养家没有办法。拖了4－5天以后转为采煤，我负责放炮，轻松，放了一年。工资为1100元/月。

　　——《安源矿工》

　　记者:此次调查，收获了什么？

　　李强:开了眼界，长了知识，“三农”问题天天在提，作为学生应该去基层实地考察一番，看看超越于报章、文件中的发展变化中的中国。

　　方权:收获太大了。以前的直觉和担忧变成为亲眼所见的事实——“四矿”问题比“三农”问题更严重。

　　记者:在你们眼中，城市对于农村意味着什么？农村对于城市又意味着什么？

　　方权:现在的大部分农村，人口与资源压力巨大、经济凋敝、社区涣散、文化衰落；当农业从一种文明降格为仅仅被当作一种产业或职业甚至难以糊口的时候，农村也就不会是一片乐土。

　　记者:你自己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李强:有改变，这次经历使我认识到自己今后应该去做什么，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为农民兄弟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至于说引起关注，真是没有太过在意，我自己就是学新闻的(笑)。

　　方权:一如既往关心那一片广袤的土地，不论我身处何处，它始终牵动着我的神经，只是认识在不断升华。

　　记者:你们能说自己开始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农村吗？

　　李强:开始懂了，但是没走得很远，要继续了解。

　　方权:我不能说开始懂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

　　【文化传统】

　　不管时代怎么喧嚣，始终会有理想主义者

　　工人不管是正式工临时工，都只是几百到一千元的收入，真正挖煤出煤的矿工钱少，耍的钱多，呷黑脚板(意思是干部的高收入来自于一线采煤工人的劳动)，黑呷黑(指干部之间)，贪官多，工人积极性不高，在井里困困，歇歇，这个时候只要有钱给就会死命搞。

　　——《安源矿工》

　　记者:现在社会普遍认为，当代大学生独立自我时尚，但好像不是那么关心社会，没有一种责任感，你们怎么看？

　　方权:现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压力大，关注自身问题多一些是必然现象，如果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已经很不错了。

　　记者: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这个话题，同学间会提及吗？他们对农村还有兴趣吗？

　　李强:在清华，关于国情的探讨还是比较多的，课堂讲座、社团活动、宿舍卧谈经常会就一些大政方针进行探讨甚至争论。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探讨之后投身实践，不要将自己置身事外，做一个清谈客。

　　记者:李强来自城市，方权来自农村，但父辈祖辈都曾“脸朝黄土背朝天”，都与农村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这些是你们的资本还是你们的负担？

　　李强:都不是，用赵本山的话说，这不是责任，而是你自己，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具体国情。

　　方权:吾心安处是吾家。

　　记者:你们觉得费孝通先生的年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农村的关注是不是已经过去？

　　李强:费孝通先生的那个年代，的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年代。今天，身处和平年代，知识分子可能不再整天为民族危亡而忧心，但是忧国忧民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他们不可能超然于现实之外单纯去享受自己搭建的学术殿堂。我相信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积极地关注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势，虽然学术浮躁的问题也很突出，但我相信这也是暂时的。

　　方权:我始终认为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他不研究农村，但绝不会不关注农村，绝不会不关注底层，绝不会不关注天下兴亡，因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未曾被磨灭。不管时代怎么喧嚣，始终会有理想主义者；不管前路多么艰难，始终会有把理想和现实结合得很好的人；不管农村和基层的现实问题有多大，始终会有民族的脊梁！

　　图:

　　深入农村调查的清华学生李强。

　　方权下井前和矿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