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洲
书话是一种很难写作的文体，要用文字将那些与时代隔有一段距离的旧版书籍介绍出来，除了惯常的版本描述，还需有生动灵巧和妙趣横生的语言文采。将每本书自身的故事连篇讲述，这极不容易，尤其当这些文章结集的时候，从头到尾浏览一过，就会发现篇篇文章都是一个写作模式，都有许多重复的词句，都像挖空心思却还是拾人牙慧，落了个无趣的
感觉。这些年出版书话的“关于书的书”渐渐多起来，老实说，写得好的实在太少。几年前陈子善先生做客天涯网站接受访问，就有读者直言陈教授的书话文章语言枯燥不佳。陈先生当时即风趣回答：不看我的文章便好了。老实人说老实话，这以后再读陈子善先生写此类文章，遣词造句好像比以前要有韵味，也更耐读了。本来淘书猎书访书谈书都是很有雅兴的事，将围绕书籍所发生的趣事写下，不是单调的记录，而是有滋味的情趣观赏，这样说来，讲究文字当然很有必要，如品茗如饮酒如好友相对，要有一份好兴致才行。
有时候，不求甚解地乱说话并著录成书，是需要一番勇气的。《民国书影过眼录》我没见过，无法对其作出评价。前一日神州书店的女掌柜见我喜读老版本，携一册《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相送，接过来略一翻阅，就被其错误惊得瞠目结舌。民国“书影”本应以书的封面为主，书中却大量使用扉页来搪塞，这且不去说它，书里文158篇，约30万字。作者的写作习惯是将版权页上的文字照单记录，连“每册实价大洋一元”都不放过，再加上抄录序言跋文和目录甚至广告，给文章注水不算，别人的东西都“过眼”到了自己的名下，确实太过取巧。先辈们若早知如此，真要注明“版权所有，抄录必究”了。即使是这样，在那些所剩不多的表述自己见解的文字里，几乎都是“估计”、“猜测”、“推想”。“想当然耳”成了作文的主旨，由此而来的结论除了错误，只能是武断。比如“周起应”是周扬的本名，稍懂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知道，可作者偏偏就敢注解为“周作人”（175页）。如果只是偶然之失，那么，钱玄同为周作人题写《儿童文学小论》书名那笔特有的七楷三隶，被作者指鹿为马地说成“字为篆体”（326页），不知该如何替他找借口。再比如谈《三十前集》的路易士，作者始终都不知道他就是纪弦，更不知道他是台湾现代诗歌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于是断定“这个诗人并非闻人，故知道他的人很少”，写书话到了这个地步，不得不对他的基本常识产生怀疑。
以自己不知道的人和事来推定别人也不知道，是这本书的粗糙之处。姚蓬子是上海“左联”一员干将，曾怀抱着襁褓中的姚文元见过鲁迅，此事《鲁迅日记》有载。该君先事创作，后创办作家书屋，出版过大量新文学作品，为人处世口碑不算很好，但也是有影响的人物。可作者谈1936年良友版姚蓬子《剪影集》，不知道触动的是哪门心思，突然说“如书印得极少，并非名人，在文学史上没留下一点影子，这样的书搜得也无多大意思。”像是自言自语，又仿佛若有所指，但要说姚蓬子在新文学史上没留下影子，无疑是作者孤陋寡闻。学识有限的人往往喜作宏论，这就难免要说过头话：“把旧书与新书摆在一起，吸引的仍是旧书，它所特有的书卷气，新书是连点影子也没有。如果一本书少却了书卷气，那只是读物，是读了便可扔掉的。”要是这些民国书在刚出版之为新书时，按作者的意见“读了便可扔掉”，不知道作者今天该去哪儿讨论老版本，也不知道作者家里的新书现在是否都已经扔掉干净。
抬高自己藏书版本的价格说事，是该书另一创意。书中每篇书话，都附有“参考时价”。还是那本《儿童文学小论》，作者前年的标价为1000元，而我前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竞拍得来的，仅180元。再看作者那本品相并不见好的《药堂杂文》，前年的标价1700元，但去年布衣书局拍出的《药堂杂文》初版本不过1200元，为深圳胡洪侠所得。除了这些匪夷所思的价格外，最可笑的是作者还大胆地为十年后的书价打包票：“只要闭上眼睛想一想，再过十年，2015年，这本《花一般的罪恶》可以肯定不会低于2．5万元！”旧书价格原本就没有固定程式，但闭着眼睛把结论下到了十年以后，读者唯一可说的，只有“恭喜发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