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贫困县建豪楼”还要上演到几时

　　秦治

　　国家级贫困县山西浑源县今年财政收入预算不到1亿元，但县检察院却修建起造价一两千万元的豪华办公楼，在县级检察院中堪称“全省之最”。其盖楼资金部分来源于检察院参与公路“治超”的罚没款。据大同市纪委、监察局介绍，他们已对此事作过处理。（见5月9日《山西晚报》）

　　贫困县盖豪华办公楼的现象绝非个例，“贫困县建豪楼”的事还要持续到何时？

　　政府财政收入源自何处不言自明，所以政府有责任善用每一分钱，公众也有权对政府用钱行为“说三道四”。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些地方政府一手掌控着财政大权，一手却拉上“窗帘”决策财政支出的去向。个别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缺乏有效的制约与评估，以致财政经费成了个别地方政府部门的“私房钱”，一些人想怎么花似乎就可以怎么花。

　　君不见，一些地方在百姓尚未实现温饱的条件下，政府大楼却盖成了“标志性建筑”，官员坐骑也成了豪华洋车。至于公务用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这“三公消费”更是成了不少地方财政支出的重头戏。财政支出的随意导致了行政成本的畸高不下，甚至诱发腐败现象。而在资金支配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往往是木已成舟，“豪楼”现形，或者是贪官“东窗事发”，百姓才通过媒体成为“最后的知情者”。然而，事已至此，浪费的钱财已成泼出去的水，要想补救则为时晚矣。

　　令人不解的是，类似现象不仅在富裕地区有，连一些年年向国家申请扶贫资金的贫困地区，也是置校舍危楼、医疗经费不足等不顾，而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盖政府“官邸”和修豪华包间上，还美其名曰“政府的形象重于一切”。一些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一方官员却依然可以在星级办公室里安享“豪华”。

　　这种不透明状态使得公众无力监督政府财政支出状况。事实上，一些地方的财政预算笼而统之，公示时也大多模模糊糊，但支出时却很是慷慨大方，随意性较大。更有甚者，一些人“官本位”意识依然浓厚，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是容不得别人过问的。如此本末倒置、反客为主的做法，正是“贫困县建豪楼”的事屡屡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

　　笔者并不怀疑官员中有严于自律者。据报道，延安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办公室都是两小间，不过20多平方米，水泥铺地，白灰抹墙。问及何以如此“寒酸”，回答说，办公室再小也不影响决策，钱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但是，仅仅有自律的官员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权力的善用。南京市今年试行《市级机关办公用房装修和办公设备配备标准》———上到市长办公室里的真皮沙发，下到普通办公室里的一张桌椅，都不能超过规定价格。类似这样的“限额”与“定标”的约束制度，是保障权力善用的治本之策。

　　除此之外，还应该构建一条知情与监督的通道。比如，政府的每一笔花销如何让公众事前知情？如何确保公众的建议能真正参与到决策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公众知情与监督通道的建成，是避免此类“贫困县建豪楼”屡屡出现的对症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