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不需要　穷人难贷到　贷款治病何时实现？

　　本报记者何莎

　　跻身“新三座大山”的看病贵问题，犹如一片阴云，日益扩散。于是，不少难以承担治疗费用的重病患者将目光投向了贷款医疗。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医疗贷款”这个名词。

　　“现在我们既然可以贷款买房、买车，为什么就不能贷款看病？等治好病，挣到钱，再还本付息，这不是皆大欢喜么？”大概很多因为钱而发愁的患者都这么想。

　　想法虽好，难以操作？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副院长陈斌对此却并不乐观，对于医疗贷款，他始终持审慎的态度。

　　“从医院的角度看，目前的医疗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途径。除占大头的医疗保险外，还有个人自费、单位公费和社会救助。”陈斌认为，医疗贷款无疑可以作为医疗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解决一部分人没钱看病的问题。

　　“目前，一方面，大量病人因经济困难而选择效果很差的姑息治疗或者放弃治疗，另一方面，医院面临着大量的医疗欠款。由于我国缺乏解决医疗欠款的有效机制，而政府、社会舆论、伦理道德乃至法律都要求医护人员必须救死扶伤，因此，医护人员不得不背上沉重的经济与道德负担。”在陈斌看来，医疗贷款，多少能够缓解“医院怕医疗欠款，病人怕没钱看病”的矛盾。

　　“现在很多血液病人都很年轻，如果可以贷一笔钱看病，分20年还，那他们的负担可以轻一些。”但是，同时他也担心，医疗贷款想法虽好，但在实践中恐怕难以操作，效果也未必尽如人意。

　　这种担心也并非毫无道理。据媒体报道，早在1999年，上海、天津等地的一些商业银行就开始推出不同类型的医疗贷款，但结果均不太理想。2001年，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与北京同仁医院合作，推出专门针对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医疗贷款”。当时，这项贷款的出发点在于，3－5岁的幼儿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是最佳时期，但有这样需要的家庭，家长都比较年轻，往往积蓄不多，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额治疗费用，他们很难一次性支付。因此，可以说，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很适合做医疗贷款。然而，这个项目“看上去很美”，真正问津者却寥寥无几。

　　有专家指出，银行设置的贷款门槛过高，是医疗贷款鲜有人问津的主要原因。例如，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要求贷款人必须具有北京长住户口和其他有效居留证明，有稳定的收入，以质押或者抵押的方式向银行提供有效的担保，除此外，申请贷款者必须首付贷款的30％；家庭月收入的60％必须用于偿还贷款；而贷款年限最多只有5年。这些苛刻的贷款条件，把相当一部分患者拦在了门外，无形中使贷款通路变窄，客户变少。

　　与商业银行盈利性有根本冲突？

　　“医疗贷款的社会公益性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具有根本的冲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行长向记者表示，“医疗贷款收益低，风险大，商业银行作为一个营利性金融机构，从财力上无法承担、从道义上也不应该承担这一社会效益显著的公益性福利。”

　　“银行发放贷款，首先看重的是资金的安全性。”该行长表示，与房贷、车贷相比，医疗贷款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往往是社会中贫病交加的弱势群体。一方面，他们原本的收入就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如果患者在治疗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疗效，病情恶化甚至死亡，那么，能否还贷就成了疑问。

　　“如果为了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银行不顾患者的病情，向其提出收回贷款，那么银行岂不成了逼债的‘黄世仁’，背上不近人情的恶名？”陈斌的这句戏谑道出了在商业目的与社会道义的夹缝中，银行的无法承受之重。

　　“贷款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据一位银行职员介绍，银行推出的多数贷款品种面对的是具有还贷能力的人群，在贷款担保上，一般采取担保、抵押和质押的形式。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系统”，银行难以确定一个人的信用程度，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银行不得不提高贷款的门槛，而许多需要医疗贷款的人往往是在“提供抵押或者质押”这一担保问题上“卡了壳”。

　　“只有形成良好的个人信用保证体系，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存在良性信用环境的情况下，银行才可能降低门槛。”上述银行行长表示，与医疗贷款相比，前几年国家推出的助学贷款更具可操作性，但是，由于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无需担保，现在银行很难收回贷款，据媒体报道，坏账比例平均高达10％以上，有的银行甚至高达45％。“连助学贷款都失败了，银行怎么敢推出比助学贷款风险更大的医疗贷款？”

　　有银行人士表示，虽然目前深圳各大银行都没有开展医疗贷款业务，但大多数银行都有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抵押手续符合要求，银行就不会询问贷款的用途。因此，可以说个人消费贷款已经涵盖了医疗贷款。“另外，医疗贷款的市场太小，银行没有必要专门设立这么一个贷款。”该人士称，“如果他们能够提供足够的担保，那么申请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解决看病问题。”

　　解决问题还得靠医保

　　“要解决各个患者的‘个性’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先解决社会医疗保险的‘共性’问题，即让更多的人参加到医疗保险中来，先把蛋糕做大。”

　　在今年两会一份关于医疗保险的提案上，陈斌指出，深圳是最早实行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之一，已有近20年历史。但截至2005年10月底，深圳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271万人，去年开始的劳务工医疗保险参保124万人，按劳动保障局的目标，今年底劳务工医疗保险参保数要扩大到300万人，少儿保险扩大到93万人。但即便如此，到今年底，深圳全市还有约4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针对目前的医保现状，陈斌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立法、强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打破医保的属地管理，以增加基本医保覆盖率，保证参保人参保的连续性。陈斌表示，伴随着参保人数的增多，是医保基金的增大和其支付能力的增强。如果有朝一日，医疗保险能够解决社会上95％的人的看病问题，那么，剩下5％的人，要通过社会救助或者银行贷款等其他方式解决看病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前提下，也许商业性医疗贷款的确可以解决医保负担之外的剩余医疗费用问题，为患者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陈斌觉得。

　　白血病患者谢辉：

　　医保账户资金不足以支付手术费

　　谢辉现在的生活很规律。但他有时甚至觉得“与其把家里的经济彻底拖垮，不如趁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每天除了吃饭就是休息”，这位29岁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生存在世界上很“多余”。但是，作为一个白血病人，他没有选择。

　　只有筹够40万元做手术，才可能摆脱目前的生活。面对家中困窘的经济状况，他想到了医疗贷款。只是，他并不知道，这个贷款离他到底有多远。

　　白血病让一切归零

　　去年11月14日，谢辉被确诊患有“急性非淋巴结白血病M1”。上班打工、挣钱养家，这些在其他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他而言，开始遥不可及。医院、化疗、筹钱……占领了他的生活。

　　住院化疗的日子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花钱如流水”。一包红悬液600元、血小板1415元……头一个疗程，就花了3万多。

　　不到半年，为了治病，谢辉已经花费了近10万元。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深圳奋斗了七八年，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转，家里的房子盖起来了，开制衣店的梦想也越来越真切，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却让一切归零。

　　所幸的是，情况并不算太糟。他原来所在的纺织品公司给他买了医疗保险，虽然参保时间只有短短1年，但化疗的费用却有了着落。当初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去年12月已经到期，但公司出于道义，现在每月仍然继续支付1900元的工资，并为他交纳95元的医保费。

　　更“幸运”的是，谢晖的病发现得早，治疗起来效果也非常好，第一个疗程，病情就有所缓解。医生说，如果现在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治愈的几率高达70％－80％。

　　寄望医疗贷款

　　“你这么年轻，治疗效果又显著，为什么不做手术？”医生的话给谢辉带来了希望，然而做这个手术，要筹足40万元。否则，到时术后治疗跟不上，病就会马上复发，之前的治疗都将前功尽弃。”

　　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4000元的家庭而言，40万元显然是个天文数字。公司的同事知道谢辉的境况后，纷纷慷慨解囊，但毕竟显得杯水车薪。

　　医疗保险是谢辉最大的“救命稻草”，然而，事情的吊诡也许正在于此。

　　对谢辉而言，立即手术是治病的最佳选择，但是，目前医保账户里面能够动用的资金只有10万元，应付化疗或许不成问题，但要支付手术费，却远远不够。如果再多等几年，待凑够手术费时再做手术，又恐怕病情有变，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

　　所以他不得不选择继续化疗。“化疗只能暂时控制病情，拖久了，病情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恶化，而且在费用方面，这也是个无底洞，长期化疗所花费的金钱，可能比手术费用还高”。

　　为了筹集所需的手术费，他给深圳各大媒体写了求助信。然而，类似的求助在现实生活中实在太多，没有噱头、平淡无奇的故事总是难以吸引他人的目光，无一例外地，这些信件都石沉大海，悄无声息。

　　他又给家乡的各级政府发了信。县政府答复说，谢辉家在当地并不是特困户，况且像他这样患病的，也不是一例两例，即便给个两三千，对治病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县里面并没有慈善机构，你这个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

　　能想到的求助方法都试过了，可40万元还是毫无着落。思来想去，谢辉觉得最可行的也许还是贷款治病。快过年的时候，他让在家乡的老父亲到银行打听一下贷款治病的事情，“贷款做生意、办厂、投资都可以，但是，用来治病，尤其是这种大病，不行！”对方一听说是治病，连连摆手。

　　“公司的工资也不知道能够发到什么时候，每个月一次的化疗花费不小，家里的钱一直‘只出不进’，这样拖下去，到时候，连医疗保险都没钱买，该怎么办？”谢辉觉得。

　　“如果有医疗贷款当然最好，但是，我也会考虑还贷年限和自己的还贷能力，不会盲目行事。因为，借人家的钱，终究是要还的。”谢辉说，如果40万元贷款可以分15年偿还，那么他会选择“搏一搏”。“现在40万元对我也许是个天文数字，但社会在变，赚钱的方式也在变，15年后，我未必还不起。”

　　当然，谢辉心里清楚，“如果”只是“如果”，银行毕竟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给自己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那么，该怎么办？何莎

　　白血病患者杨育仓：

　　公司为员工承担骨髓移植费用

　　穿着宽松的睡衣，戴一个大口罩，上午10点钟左右，刚刚起床的杨育仓有点疲惫，间或咳嗽几声，因为“五一”期间，“忍不住出去了一次，回来就感冒了。”因为怕受感染，现在，他不敢随意外出了，连在小区楼下散步，也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沙发、冰箱、微波炉、洗衣机，有着一切必备的家具，这套房子月租2200元，水电、煤气之类的加起来，“大概一个月也要4000元左右吧。”这笔开支，都是单位在掏。

　　现在，杨育仓每周要到医院检查，各种检查太多了，很多时候要耗上一整天。医院离住房很近，步行几十分钟就能到。这样的日子，杨育仓已经生活了半年，还要坚持半年。

　　墙壁上，是妹妹自己用毛笔画的日历，用来计算每周要去检查的日子。杨育仓说，因为搬家，以前的挂历都丢了。

　　由于长期服用激素，杨育仓的手臂时常会颤抖。激素留给他的，还有黑黝黝的皮肤和脸部、颈部的痘痘。化疗时的他变成了一个光头，今年3月开始，头发慢慢长出来了，“瞧，还有点不习惯呢。”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如今，一天3次自测体温，是杨育仓的必修课。所有入口的食物都要高温消毒，连苹果和香蕉也要经过消毒水，才能入口。

　　公司援手

　　杨育仓的家在吉林省松原市的一个小镇上，为了供兄妹俩读书，身为菜农的父母早已不堪重负。

　　2002年7月，杨育仓从长沙的一所高校毕业，离别愁浓，却也夹杂了一份喜悦：毕业赚钱了，可以为父母分忧解难了。

　　但命运却没有给他回报亲恩的机会，同年10月，父亲因病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了。次年6月，他来到深圳，肩上扛着一个家的重担。

　　2003年10月，杨育仓进入中华制漆(深圳)有限公司，工作安定下来，生活向这个年轻人展开了笑颜。无法预料的是，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04年6月底公司在例行体检中，他被确诊为慢性白血病。这个大学时期的化学系足球队的主力，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病，“当时一下子就蒙了，上天怎么这么不公平？”

　　为免家人担心，杨育仓一直不敢把病情告诉家人。在舅父处得知儿子的病情后，母亲当即卖掉了市郊的两间房子和田地，共筹集了5万元。直到2004年底来深圳照顾儿子之前，母亲一直在自己的弟弟妹妹家轮流居住。

　　按照该公司的有关规定，员工的医药费可以报销50％。针对杨育仓的特殊情况，公司决定全额报销。随后公司为其调整了岗位，以便于其外出就诊。

　　药物需要冰镇，公司为其配备了冰箱。该公司人事部邓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杨育仓进行骨髓移植前，公司为其报销了4万元左右的医药费。

　　简单的药物治疗无法控制病情，杨育仓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同年年底，他给老板徐展堂写了一封信，信内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法。其后，徐展堂建议杨育仓进行骨髓移植，承诺公司将承担一切费用。

　　第二年12月，杨育仓住进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与妹妹的干细胞配对成功后，顺利地完成了骨髓移植手术。

　　“我真的很幸运”

　　回忆在医院化疗的日子，劫后重生的杨育仓不愿多谈病痛，只是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

　　20多万元的医疗费用，公司全部承担，巨额费用这个拦路虎被摆平了。

　　杨在住院时，有两个病友，一个是没有医保的保安，公司起初给他捐了2000多元钱，但第5个月就被辞退了他；还有一个是深圳某知名企业的职员，合同期限一到，公司就和他解除了合约。病友们羡慕杨育仓的好运气，医生也说，这样的公司很少见。

　　面对记者，杨育仓坦言自己这样的幸运机遇很小，他更希望国家适当出台一些医疗救助措施，帮助困难群体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杨育仓的另一半幸运来源于妹妹。检查时，两人的骨髓配对成功，而且是六个点全部匹配。据说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这个几率也只有1／4。与杨同期住院的一个病友，兄弟姐妹5个人，就没有一个与其骨髓配对成功的。

　　杨育仓小心翼翼地珍惜着这份幸运。手术后1年，是危险期，任何的感冒感染都是大忌，他因此不敢轻易外出，除了每周一次的检查，他都呆在家里，看书，上网，困了就睡，饿了就吃。

　　时间过得很快，“过了‘五一’，马上又是‘十一’。”杨育仓对未来充满希望，每天呆在家自然很闷，公司的领导、同事，大学校友，常常来探望他，偶尔也能下几盘象棋。5年是最后的白血病患者的保险期，对于乐观者和幸运者而言，生命的激情时时在涌动。佘锦毛丽娟

　　图：

　　为筹集40万元的手术费，白血病患者谢辉(右)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丁玎摄

　　目前，深圳各大银行都没有开展医疗贷款业务，但希望贷款治病的患者却有很多。丁玎摄

　　杨育仓“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愿意为他承担所有治疗费用的公司。丁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