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神话与瓦尔登湖　

　　丁国强

　　《瓦尔登湖》的写作距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著者梭罗和译者徐迟也已远离瓦尔登湖，把瓦尔登湖美丽和澄明的月光永远留给了我们。这是100多年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不但没失去，反而更受当下读者的喜爱和青睐，原因何在？在现代文明的逼迫之下，人们离纯朴恬静的大自然已经越来越远，一些古朴的令人神往的原始生活已经褪化得无影无

　　梭罗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神话，他的隐居和写作充满了反叛色彩，给物质化的社会现实以冷遇。梭罗以他的方式充实着自己的生命，他所构建的这种“诗意”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阐释空间。罗伯特·米尔德在《重塑梭罗》一书中追踪了梭罗的变化和《瓦尔登湖》文本的变迁，从而剥去了人们附会在梭罗身上的那些虚幻的光彩。人们喜欢用自己的认知和好恶来改写梭罗，把梭罗塑造成一个没有来由的精神圣徒。这满足了阐释者的心理需要，他们恨不得把梭罗描绘成商业时代的一个天生的敌人。“瓦尔登湖”被抽象成了一个平面化的精神标本，梭罗复杂而矛盾的内心生活被整个儿地忽略了。

　　和所有关注内心生活的知识者一样，梭罗把谋生的标准放得很低，勉强维持生计就足够了。他清楚，过分强烈的物质要求会破坏内心生活的安宁，使自己无法老实而自由的生活。在人们卷入庸俗的潮流的时候，梭罗却十分警惕外部世界对心灵的侵袭，只有在大自然中他才觉得自己“完整无损”。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文明中，乡村世界是失败者的退路，是一种自我平衡的审美。梭罗向自己发问:“一个下定决心以攀登生活高峰为职业的人，怎样才能在大众面前显得不游手好闲呢？”孤独给梭罗带来的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痛苦。一个与嘈杂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并非是不通人性的冷血动物，他只是喜欢用与众人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心。

　　中国传统文人在失意的时候隐居山林，其实是不情愿的。他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济世之志不了了之，但是，又无人理睬，只好放情山水，聊以寄托，权算是找到一个避难所。为了不掉价，所以，故作洒脱，以掩饰自己的困顿和落魄。而梭罗之于瓦尔登湖，却是一种主动选择。当人性堕落的时候，梭罗断然拒绝步入拥挤肮脏的世界。他发现俗世的人们正变得越来越虚伪、险恶和麻木，“人与人最紧密的靠近不过是机械的接触”。搬到瓦尔登湖居住既是梭罗的浪漫又是梭罗的聪明。由于没有找到与自己的理想和潜能相适应的职业，梭罗只好用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存方式来证明自己，在瓦尔登湖畔，梭罗找到了与自己性格、气质相吻合的生活:孤独、严谨、节俭。

　　平静的瓦尔登湖接纳了一个心潮澎湃的愤世嫉俗者，一个曾经激进的思想者。清苦的乡野生活使他冷静了下来，再也不用担心那些没完没了的谎言和俗世的烦恼纠缠，梭罗为自己的脱身而洋洋自得。梭罗的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文本。瓦尔登湖只属于梭罗，他代表了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对广阔生活的热爱和信仰。梭罗的田园更接近于生活本质，他反复强调“居住”这个词，他显然不是抱着游览和度假的心态在这里暂时歇脚的。他在瓦尔登湖畔艰难地维持着生计。他不愿意夸大自己的诗人气质，也没有把瓦尔登湖形容成多么美丽的田园。对荒原的向往是梭罗的本性，他对大自然的留恋，并非是出于对农耕文明的惦念，而是对那种“未开化的诚实”的认同，富有野性的危险之地更加完整地保留了人性的本真。

　　《瓦尔登湖》与梭罗野居生活是一致的，处在不断改写之中，这体现了梭罗变幻无常的性格特征。《瓦尔登湖》像种子一样在生长，逐渐突破灵魂的外壳，直逼世界的存在这一终极问题。当人们将之推崇为经典的时候，公众的意见就成了另外一种写作，一种“上升的修辞”，他们脱离了梭罗的具体境遇而随意流淌。那些从未到过瓦尔登湖的人，对梭罗生活精神的恭维和赞美是十分可疑的。梭罗不愿规定别人的生活，却无意之中启发了人们虚构生活的心思。那些在城市里过着糜烂生活的人们居然也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瓦尔登湖》，给灰暗的资本生活增添了更大的不真实。梭罗的经历和信仰是不可复制的。《瓦尔登湖》的解读者非但没有承接梭罗的问题，反而将“我为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无声无息地消解了。

　　梭罗过于依赖自然的道德生活把自己推到了极端，旷野是他唯一的精神营养。他想过一种“持续而敏锐的生活”，而习惯了平庸的人们却只是把“瓦尔登湖”当成一种调料而已。米尔德说:“‘重塑梭罗’意味着成为一个有同情心但又不是不作批评的观察者，观察这些自我神话的发展进程，有些神话比另外一些更为诚实、更富有成效、包容量更大一些”。在环境污染、战争等诸多问题困扰人类的今天，梭罗的神话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