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换技术”历经12年步入死胡同

　　汽车业成为最大试验场

　　2004年以来，随着汽车行业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的不少企业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与国外知名汽车巨头结为“连理”。而通过搜寻过往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每逢中外车企“牵手”之际，业界就其发表的诸如“引得一点技术、丧失一座城池”的评论也不在少数。

　　李安定是国内汽车业界颇有名气的专家。他认为，20年来依靠引进合资、市场换技术的模式，我国轿车工业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5年我国汽车业的总产量接近580万辆，仅次于美国、日本。”在他看来，市场换技术是我国汽车业改革开放、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一块走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创新阶段的“垫脚石”。

　　同样基于对汽车行业分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位分析人士却认为，我国汽车行业目前表面上形成了产销两旺的局面，而表面繁荣的背后蕴藏着“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的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汽车工业”的危险。

　　“以前上海、长春都有汽车生产能力和一批研发队伍，但为了引进德国大众，我国自己的品牌给废掉了，研究队伍、研究平台也不要了，形成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然后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的情况。”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年前一次演讲中流露出明显的焦虑感。他还提醒说，“我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是在这种壮士断臂之举下被废掉，并直接导致目前国内汽车市场90％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局面。”

　　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研究员看来，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需要建立本土化的制造基地，因此，它们纷纷将目光瞄向了国内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数得上的装备制造企业多属于国有企业，他们长期深受经营机制、人员数量、进口设备竞争、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困扰，加之地方政府出于吸引外资、解决国有企业难题等目的，也把跨国公司并购看成是解决国企经营难题的理想手段，利用外资的政绩化更是加剧了地方政府“甩卖”企业的倾向。

　　“以核电为例，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搞核电发电研究，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运转和安全性能都非常好，但我国现在建核电站却不用它，而认为世界上有更好的90万、100万千瓦的机组，于是要去重新买。我们自己所有过去的研究，将有可能被全部抛弃在一边。”刘燕华言之凿凿地指出，韩国和我国同时引进核电，而现在韩国核电方面已能参与国际竞标，“我们引进了，我们还需要继续引进，这就说明以市场换技术是行不通的”。

　　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创新能力

　　曹建海认为，从国家的角度讲，我国对利用外资长期以来实施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进步战略，希望通过让出市场能够获取支持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

　　“从直观上来看，凡是对外开放比较早、外资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高。这说明，跨国公司的存在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正面影响。”曹同时提醒，“但如果我们将企业装备的技术水平、企业的创新能力，跨国公司的创新能力与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区别开来，我国的技术进步战略就远远不如GDP年均增长率数据表现得那样令人乐观。”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的高级分析师贺军认为，通过“以市场换技术”，虽然有可能大幅提高我国自身的生产和研发能力，然而从效果来看，我国一方面的确让出了市场，另一方面，在“换技术”上却基本失败——“以市场换技术”往往变成了“以市场换资本”、换设备和生产线。

　　“在实行开放战略后，我们并不应该指望把别人的一流技术拿过来，自己的技术水平甚至科研基础和创新能力也就变成一流的了。”在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马宇看来，引进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自身的创新能力所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刘燕华也坚持认为，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买一批学一批，永远用不上，如果我国自己的技术永远没有市场，也就无法形成自主创新。”

　　品牌和研发将成竞争制高点

　　曹建海认为，从眼前看，对于政府绩效的考核应从简单的GDP增速、利用外资数量上扭转过来，而应把地方是否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等指标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上来。“道理非常简单:国家之间财富的争夺越来越集中于能够创造主要利润的品牌和研究开发领域，这是未来时期国家之间竞争的制高点。”他说。

　　贺军则认为，今后国内要做的是改良“以市场换技术”，把重点由引进生产线和制造能力，转移到技术的吸收和消化，最终转化成自身的创新能力。这样的“以市场换技术”，才会变成“硬道理”。

　　“韩国引进技术之始就提出一条明确的政策，即技术只能引进一次，同时他们把科技经费进行调整，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费用比例是1:5，也就是说韩国花1块钱引进的技术要用5块钱进行研究和开发。”刘燕华此言恰好击中了我国在引进技术过程中的“软肋”。他指出，“目前我国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上的资金比例是1:0.08，大笔的钱用在引进上，没有用于引进后的消化和吸收，这也是亟需考虑解决的问题。”

　　值得提及的是，李荣融也意识到，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央企业在观念、认识、体制和机制上确实存在着诸如科技投入明显不足、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企业自主创新机制不健全等一些问题和不足。

　　“这些问题，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政策方面的因素。要上下共同努力，克服目前存在的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确立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强化自主创新的战略意识。”李荣融说。

　　本报驻京记者郑春峰

　　记者手记

　　市场换技术不能一概而论

　　自2004年以来，国内汽车、IT等业界陆续掀起了一场关于“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是否行得通”的激烈辩论——这场原本发端于业界与学界、媒介之间此起彼伏的辩论，后来甚至还被一些人士逐渐引向“泛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之争的边缘。

　　不可否认，在各自有理的争论声中，观点的正反双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能找到各自有力的佐证，且都能自圆其说，这也恰恰意味着“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本身是对是错，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如果对此模式在我国现实中的执行状况进行客观分析、并将其放置于我国现阶段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量，我们相信发自官方的声音更具内涵——

　　2005年末，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曾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有一种说法，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他们认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来引进大批技术。可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就走不通，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

　　刘燕华指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

　　而“五一”黄金周来临之际，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央企业科技工作会议”上明确表达了与刘燕华副部长几近一辙的声音。他强调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道路已经越走越窄，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换来领先的技术。

　　不难看到，在当前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普遍提倡自主创新的大环境中，很多有识之士郑重地提出“对‘以市场换技术’进行反思”可谓大势使然。

　　我们认为，“以市场换技术”隐含的前提是错误的。其错误一在于封闭，二在于计划。我们还认为，“以市场换技术”显然解决不了自主创新的问题，但与其在那些错误的反思上下功夫，不如踏踏实实地从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夯实——正如国家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所言，“或许见效慢，但那才是真正的底子”。

　　郑春峰

　　图:

　　核心技术拿不进来，市场却丢了。

　　制图:喻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