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有感于整治乱穿马路之类

　　林帆作品集当前大张旗鼓整治交通，特别是乱穿马路的陋习，广大群众莫不额首称庆。其实在文明的国度里，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是不足挂齿的。可是我们几乎是总动员，劝阻、疏导、并科以重罚，希望能得到根治。我对此信心不大，问题在积重难返的一个“根”字上：根治劣根性，谈何容易？

　　先举几个我经历的事例——

　　其一、在斑马线一边，有一对夫妇在红灯刚亮时过马路，男的要闯过去，被女的一把拉住，“等一等，抓住要罚款的”，“反正没有协管员，怕什么？”“万一有便衣呢？现在正在风头上，罚50元到底不划算！”哦，原来心疼于钱，根本没有想到交通规则。可见罚款只能治标，绝对不能治本。

　　其二、我在政协曾当过一任“纠风员”，通过明查暗访纠正“不正之风”。适逢大张旗鼓地整治市容卫生，其中一项是禁止随地吐痰。不少老大妈挥动小红旗上街值勤，抓住“咳吐”一次则罚10元，当时也算得上重罚了。有一天我路过闹市，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青年人在纠缠，一看原来是随地吐痰。他和老大妈胡搞瞎扯，就是不肯照章科罚。我看不过眼，便出示纠风证，要带他上派出所。看我有来头，也自知理亏。竟然瞪我一眼，“咳吐”再来一口；随即掏出20元钞票一张：“吐两口正好，不用找！”便扬长而去，还威风凛凛咧；真叫人哭笑不得。

　　其三、若干年前我应邀去东京讲学，周末休息，东道主便请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同学（研究生）带我去附近逛逛。我下榻在闹中取静的皇宫大饭店，离靖国神社不远。那位同学便带我去看神社的周边景色。经过一条幽静的马路，车辆过往稀少，过道那边却亮着红灯。我看左右都无汽车踪影，便大摇大摆地穿过去。结果被她拉回来，“当心，红灯不能走。别人看你闯红灯，准说你是大陆人”。这句话触神经，我既反感又面赧。于是反问：“大陆来又怎样？”“没怎样，只是日本人都说大陆人不守交通规则”。正巧我回上海不久，和一位在学校研究课题的日本朋友同行去市区，谁知他也乱穿马路。我问他你在东京时也是这样吗？回答使我吃惊：“不，随大流。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叫''入乡随俗''吗？”我不禁哑然！

　　这些随手拈来的事例。值得反思：

　　看来有些积习已久的不良作风，靠一两次“大张旗鼓”是很难“根治”的，根深蒂固嘛！那么“根”在哪里呢？我看这与建国后不重视道德品质教育有很大的联系；因此人的素质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即使经过一次大力整治能收一时之效，但难免“死灰复燃”。这就是老百姓没有信心的缘故。我们不妨回头看看解放后的教育：从中学到大学都设有政治课，可是从来不涉及思想品德方面的内容，却大力灌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而且运动不断，不少人失去理性思考。比如说，为什么“造反”精神不学就会？“文革”得以一呼万应，“打、砸、抢”成了时髦便是明显的教训。这种“精神遗毒犹存啊！这不能不使人想到，当年“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无法无天”，比乱穿马路之类要可怕百倍。但对“文革”的祸害及其后果，长久以来讳莫如深。也许已经早有说法，“毛泽东''文革有罪''”便算一笔带过了；而巴金倡议上海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以教育后代，应该是个创举，也如石沉大海。无视法规，毫无疑问是从整人的运动中助长起来的；特别是不讲道理的“造反有理”，更是难以言喻。我以为作为反面教材，“文革”的历史不可淹没。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不遗余力地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讲究公民意识：这是正面教育。记得我在澳门读小学时就有一门“公民”课，及今想来还觉新鲜；人家施行殖民主义教育，尚且不忘教人怎样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使孩子从小就树立起一个公民形象，值得称许。权利和义务是并存的，一个合格的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所谓义务，指的是道义上应负的责任，要求人们自觉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或者说，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公民教育不可或缺。这样看来，除了在媒体上加以宣传之外，似乎有必要在小学高年级开始，恢复“公民”课，从小抓起，使“公民意识”在小脑袋里生根。中国的哲学归根到底在“人文教化”，注重伦理道德；不妨因势利导，取其精华，使之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作为“公民”课的基本内容。当然可以广泛一些，比如把“三个代表”、“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甚至把上海提出“做一个可爱的上海人”提升为“做一个可爱的中国人”等等，都囊括其中。那么自觉遵守公共卫生和交通规则就不在话下了。“把劣根性连根拔”，唯有寄望于教育，而不是靠重罚；治标不治本，不会长治久安，这个道理也是不在话下的。

　　总之一句话：不断提高全民素质，具体体现精神文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