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城镇化运动”即将来临

　　夏业良

　　我手写我心

　　如果我们面临着城市向近郊扩展新的发展契机，一定要改变陈旧的城市规划建设思维，转而着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辅助、互利。

　　5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房价太贵居之不易，十万北京人已移居河北”的文章，据该文报道，有不少北京居民已经成为向北京市周边地区扩展和延伸的所谓“新移民”。北京人为什么要移居河北？这种迁移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如何？迁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迁居会给迁居者家庭和当地居民带来何种影响？这些都是公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据保守估计，已有10万北京人在河北置业，一些近京区位甚至出现‘北京老人村’”。该报记者为了解相关状况，曾四次进出河北涿州、燕郊等地，调查解析“新移民”现象及其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学原因。根据该报的报道，虽然距天安门、国贸和首都国际机场的车程大致都在半小时左右，这些地方的房价在两年前仅为北京市可类比地区或地段之房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左右，但如果与最近上涨迅猛的北京市房价相比，则有可能是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房价比。

　　笔者认为，与中央政府倡导和推行的“新农村运动”相呼应，以部分城市居民和大都市建设资本向大都市邻近的周边地区转移的“新城镇化运动”（newurbanization movement）即将拉开帷幕。

　　由此为先导，这种向外扩散的迁移效应将会影响到绝大多数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由此将产生改变中国人居住概念的强烈“规模示范效应”。

　　如果说“新农村运动”重在解决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桥梁、供水、供电、通讯线路和电视信号等），并为解决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所谓“三农问题”提供有效的“造血功能”机制的话，那么，“新城镇化运动”将引发一场现代居住环境理念上的革命，由此将明显带动和提高整体环境水平、重塑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尊重，从而全面提高中国人的长远生活质量。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都市建设存在着一种畸形发展趋向，就是城市建设资本过度集中投入在城市中心区域，建筑密度过高，且城市规划过于突出强调“线性规整”（alignmentintegrity），不但最好的商业、文化、娱乐设施过于集中在少数几条相邻的街区，而且政府的办公和服务设施往往也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由此造成中心区域的拥挤和交通流量的严重不均衡状况。

　　从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区位来看，不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设在城市里，而且所有大学都毫无例外地用围墙与周围的城市社区隔离开来。最好的大学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几座大都市里，从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上看，估计在未来30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未来，都不会出现牛津、剑桥和笔者目前所在的美国伯克利之类的大学城（即由于大学的声誉和魅力而带动发展起来的小城镇）。

　　当今中国大都市往往比拼的是是否拥有现代化高楼林立的“中心商务区”（CBD），有无垂直高度能在中国甚至世界上排列位次的摩天大楼，有无所谓“高科技开发区”或“科技园”，有无占地面积相当奢侈的中心广场，有无建筑面积或豪华程度可与欧美相比的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等，至于是否有足够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竞技水准，是否能够为广大市民提供合格的文化、娱乐、休闲消遣与信息服务，反倒成为次要的考虑。

　　现在，中国的多数城市中普遍缺少免费公园和自然林区，缺乏非人工挖掘建筑的河流、湖泊，缺乏保护得当、功能完善的城内或城郊山峦。也许当大家（尤其是城市规划的设计者和决策者们）普遍见识并研究过欧美城市令人羡慕的城市规划、园林山川的保护和深度开发之后，我们的绝大多数城市已经成为难以重新规划和改造的“鸡肋”而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我们面临着城市向近郊扩展新的发展契机，千万不能再重复以前“摊大饼”式的建设老路，一定要改变陈旧的城市规划建设思维，转而着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辅助、互利。

　　人口高度膨胀的大都市应当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建设模式，倡导和辅助人口向远郊甚至其他行政区域迁移的“新城镇化运动”，为老城区居民向外迁移提供交通、信息、物流、生活、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与便利条件。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