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文化名人的星空下

　　陈燮君作品集萧斌如同志是幸运的。她于1952年考入上海图书馆后，即与上海图书馆同行，与文化名人同行。

　　在上海图书馆这一城市的文化窗口，文化名人作为普通的读者常来常往。对于敬仰文化名人的斌如同志，与文化名人的友情悄然舒展。当然，作为与文化名人加强交往、为文化名人留驻历史的自觉意识却始于上一世纪70年代。70年代起至1992年，斌如同志逐渐形成

　　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新馆筹建过程中，我有幸参加了管理工作，目睹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工作局面的日新月异，甚至和萧斌如同志一起遍走申城，南下广州，北上北京，西行成都，广交朋友，在名人手稿征集上喜获丰收。我深切感受到斌如同志年事虽高，却不顾辛劳，有时还抱病工作，任劳任怨，以情感人，以心交友，以较高的逻辑起点诠释文化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重要使命，以亢奋的精神状态直面文化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历史机遇，以勤勉的八方奔走应对文化名人的四方响应，以深沉的情感方式回报文化名人的人文关怀。斌如同志和同事们一起，以成功的实践，把文化名人的手稿和文献资料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资源，使文化名人手稿的征集工作形成了一个难得的文化名牌，把文化名人手稿的征集工作作为一种执著的文化追求，对文化名人手稿的征集工作融入一种真诚的人格魅力。

　　在文化名人的星空下，除了庄严和深沉，还有欢快和亲情。我和斌如同志及其他馆领导一起，在上海图书馆接待过93岁高龄的巴金老先生，看到巴老在浏览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各个时期的活动照片、著作、研究资料时的微笑；我们也一起在雷洁琼老人的家里与她欢聚，聆听她叙述文学艺术让人的生活更美好；我们在臧克家先生家里聆听他对新诗的评说；在赵清阁老人的书房里，听她细说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文化艺术界老前辈的频繁往来；在周而复先生的书桌前见他挥洒笔墨；在顾廷龙老馆长的墨池前静听他对中国书法史、文字发展历史的精辟见解；在赵朴初先生的病房里，目睹他认真书写香港回归诗；在华君武先生的漫画中，回味无穷的哲理；在关山月先生的画室里欣赏他的近作；在丁聪先生家的客厅里飞出笑语阵阵；在姚雪垠先生那里，知道他在晚年每天凌晨四点即起写作的习惯；在刘白羽先生那里，赞叹他在晚年依然抱病工作，每天坚持写作1000字的惊人毅力；在黄苗子和郁风老人那里，永远有一种生生不息的人生感悟；在文化名人的星空下，我们还走近尹瘦石、方成、官布、李少言、马识途、邱笑秋、于伶、柯灵、施蛰存、蔡尚思、贾植芳、胡道静、冯英子、钱君匋、王辛笛、施南池、吴野洲、黄源、翁植芸……

　　在文化名人的星空下，我们聆听到文化名人对搜集名人手稿，进行文化传承的至理名言。王元化先生非常关心名人手稿的征集工作，他曾对上海图书馆的名人手稿室寄于殷切希望：“我想这一陈列室，应保持上海的特点。现在各处都在收集名人手迹，北京有现代文学馆，各省市有档案馆。上海是文化活动的重镇，凡与上海有关人物，史料都应尽量收集。把上海的尽量收全，不要去争重复的东西，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首先可以把名单排一排，要名实相符，名至实归。这事也不简单，倒是一门学问。确实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有他的传记、照片、资料等。现在图书馆有大厦，硬件很好，但接着软件也必须跟上。当然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但为上海争光，为上海精神文明做点名副其实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去做的有意义的工作。”王元化先生对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重要意义、文化涵盖、地方特色、工作方法阐述得入木三分。杜宣先生对图书馆工作和名人手稿征集工作也是寄予厚望，给予极大的支持。他认为：“一座图书馆，是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我们到外国访问，参观图书馆，总要列入日程的。上海图书馆，虽然是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图书馆，但她收藏之富，一直被海内外人士所公认。……上海是一个海。在我们的先民中，对渺无边际和深不可测的大海，产生了许多浪漫的幻想，说海底有座龙宫，里面收藏的稀世珍宝是数不尽说不完的。因此，我认为上海图书馆，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海中的一座收藏着数不尽、说不完的稀世珍本的图书宫殿。”他认为名人手稿的征集工作“是对我国文物收集的一大贡献。任何一位作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总会收集不少关于他需要的资料，总会和各方人士有通信，总会留下手稿等等，如果他的子女不从事这一类工作，这些宝贵文物就会流失，实在是一大损失。过去这种痛心的事例很多。”在杜宣先生的生命的最后时段，我们在他的病榻前，还在聆听他对收集名人手稿、文献资料的深切话语，记下了他的最后的文化嘱咐。范泉先生把半个世纪来珍藏的作家手迹412件无偿地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他以十分严谨的态度对这些作家手迹作出说明：“一、有些手稿尚未发表。比如与世纪同龄的许杰，在1993年9月25日逝世前3个月写给我的信里，附了一篇《我在年轻时曾经组织的文学社》，至今尚未发表。在这篇文稿中，谈到1920年至1921年间，他曾组织过‘星星社’，谈到他组织''知社''和印发《知》刊时的具体情况，以前都不曾见过。施蛰存写的《<大魔窟>题解》，因为该书未出版，文章也就不再发表。李辉英写的《小传》，也未曾发表，等等。二、不少信札需要诠释。比如郭沫若于1947年1月23日在明信片上写给我的介绍信，只写‘介绍徐慰慈先生，请接谈。’徐慰慈是谁，为什么介绍，后来又怎样，都需要说明，否则是看不懂的。再如，在叶圣陶1948年4月9日写给我的信里，在靳以1948年5月26日写给我的信里，都称誉司马蓝火的一篇小说写得好。那是指发表在《文艺春秋》第6卷第5期上司马蓝火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懦夫》，作者塑造了一个心甘情愿‘忍受无限制的吃亏’、永远不背离老板意志的剥削制度忠诚卫护者的没落典型。‘司马蓝火’，是浙江绍兴嵇山中学教师祁崇孝的笔名。三、有些可以看懂，但如果不加说明，却看不出它的意义和作用。比如茅盾在1946年6月22日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来沪将一月，每日无事忙，朋友们来信都无暇作复，似乎尚得过一时间，方能定心写作也。……’这封200余字的信，是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可以证明茅公返沪的确切时间是在1946年5月下旬，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的《茅盾传略》所说：‘二三月间回上海’。再如年仅32岁的东北女作家萧红，是在日寇初占香港的1942年1月22日，死于‘气管扩张，久咳的原因’。这里骆宾基在1946年写的《萧红小传》里说的。后来，在国内外研究萧红的著作里，都依照他的说法，来说明萧红的死因。但是1982年10月16日，在骆宾基写给我的信中，却说明萧红‘不是死于肺病，也不是死于气管扩张’，而是死于受到外来的突然刺激后，‘痰涌咽喉，堵住了插在喉腔的铜管呼吸道而窒息以死，是确切不误的。而当时，临时医务站是既无医生也无看护。’如果当时有人看护，用吸痰器帮助她吸出涌塞咽喉的痰液，她是不会死的。这封至今还没有发表的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不加说明，是看不清楚的。”在这里，范泉先生除了说明作家手迹的史料价值外，还论述了诠释、研究作家手迹的重要意义。

　　斌如同志把在文化名人星空下的见所见闻见思编成了书，用平实的文字记录了与文化名人交往的充满文化睿智的经历，用真挚的感情吐露了与文化名人接触的深沉奔放的情愫，用坦诚的文笔阐述了与文化名人对话的温文儒雅的心迹，用生动的故事讲述了与文化名人直面的令人回味的故事。文风朴素，情感真切，文笔细腻，史实珍贵。写得亲切、感人、率真、真诚，字里行间有文化脉胳，有文化场景，有文化智慧，有文化记忆。书中专访的不少文化老人已离开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文化轨迹融入了历史，他们的手稿著述、文化遗产留给了我们，他们的真知灼见、文化思考形成了理念，他们的高风亮节、文化情趣激励了后人。

　　熟悉斌如同志的朋友都说：在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岁月中，她悄悄步入老年，但青春永驻，活力依旧；在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实践中，她渐渐变得成熟，但动力如初，锐气不减；在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进展中，她悠悠趋于深沉，视野延伸，拓展日渐；在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积累中，她慢慢走向佳境，思考不断，研究依然。

　　斌如同志对名人手稿征集意义的认识是历史文化的留存、学术成果的定格、文化境界的升华、生命价值的追求；她对名人手稿的理念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她对名人手稿的征集是手迹征集、文献征集、“文化征集”；她和文化名人的关系是工作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她的辛勤工作保存了历史的记忆，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使图书馆更紧密地与文化名人保持联系……

　　斌如同志是幸运的。在知识的殿堂里，在文化名人的星空下，她“一生求理达，半世为书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