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本报《棒棰岛新闻周刊》推出特别调查庄河“状元村”坚忍的母亲（图）

　　俺娘在农村

　　■文/本报记者宋京林芝

　　母亲节前夕，一封署名为“一个农村母亲的家书”被各大网站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封感人的家书道出了一个含辛茹苦的农村母亲心酸而又无奈的心声，这位农村母亲的家书让许多网友潸然泪下，让一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想起了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也让本刊记者把目光投向了那些遥远的小山村，投向了那里被人遗忘的最可敬、可爱的母亲们。

　　今天是母亲节，在这个西方人发明的节日里，无数的中国儿女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父母献上他们的心愿。当城市的商家纷纷借此商机在含情脉脉地将儿女的爱心变成自己的利润时，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那些不知道母亲节是哪一天，也过不上母亲节的人，她们养育了山沟里的“金凤凰”，她们是土里刨食的农村母亲，她们用自己粗糙的双手创造的廉价劳动供养子女上大学，当儿女们功成名就在城里安家落户时，她们依然居住在当年的茅草屋里，依然土里刨食地维持生计，甚至，她们还要继续靠已经爬满皱纹的双手为城里的儿女买房子买车而继续操劳。她们是没有文化，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母亲，她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该过母亲节的母亲。

　　一封母亲给儿子的信

　　我儿：

　　这已经是你第三个春节没有回家了。

　　孩子，你曾经是这个家、是娘的骄傲。

　　从小你就学习优秀，后来如愿考上大学，再后来留在城里，娶了个城里媳妇。

　　娘知道你现在不容易，要买房子、买车，还要为自己以后的孩子准备，所以你这么长时间没回家娘也不怨你。家里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为了让你上学，我和你爹辛苦了大半辈子，其中的艰辛你也应该知道。记得有一次你打电话回来说你发烧了，我和你爹连夜走到你们学校，然后我们俩轮流背着你去医院啊……

　　为了你的学业，你的弟弟妹妹也都很早就辍学在家务农了。你的弟弟妹妹确实没有你那么优秀，可是如果家里富裕一点，他们两人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吧！记得他们辍学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哭着说以后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才几年，你都忘了！娘现在也不求你能对他们多好，娘只希望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伸把手，毕竟都是一个娘的孩子……

　　你大学毕业后找了个城里媳妇，娘是从心底里高兴啊！为了能让她回家的时候面子好看点，我们是借钱把家里的屋翻了，乡亲们都说你不错，拿钱把房子给翻了，可是事实上，你拿一分钱了吗？自从你结婚后，你就再也没回过家。娘不是责怪你媳妇，娘知道她不适应农村的生活，可是你呢，你难道忘了生你养你的这片黑土地！都说城里养儿子是为丈母娘养的，娘原本不相信，可娘现在信了！可是娘也没说你什么，为了你们的小家庭，娘什么也不说！可是，你们是怎么对待你的弟弟妹妹的！他们去城里打工，也没说去你们家住，只是暂时住两天，找到房子就搬，你看看你媳妇闹的，成什么样子了！

　　都是娘心头的肉啊！

　　眼看娘和你爹年岁都高了，娘不是贪图你们的钱，可是生活费你还是要负担的，你不能把包袱都留给你的弟弟妹妹啊！娘身体不好，腰疼起来半个身子都没有知觉，有一次上厕所差点就没起来，娘还有关节炎、贫血……

　　娘没什么好说的了。愿你和你媳妇好好过日子，把自己的孩子好好培养成人！

　　一个农村母亲

　　庄河贫困村里的“状元母亲”

　　■文/本报记者宋京林芝

　　上篇

　　坐落在庄河市西北方向的光明山镇小河沿村是一个落后的小山村，人均土地面积不到一亩，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外出打工。村里90%的劳动力都在外打工。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山村，在改革开放20多年间却出过100多个大学生，而且近20名学生被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录取。村子里，谁家的孩子高考被二本录取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的张安平起，这里的母亲整整送走了三个年代的大学生。5月11日，记者来到这个高才生辈出的“状元村”——光明山镇小河沿村，采访了三代母亲的代表，因为她们最能代表最普通的农村母亲形象。

　　第一代母亲：

　　母亲代表：李顺喜

　　子女特点：一家多个孩子，孩子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学校免学费或者交很少的学费，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支只有四五百元。

　　压力强度：★★★

　　两间茅草屋供出五个大学生

　　村委会主任杨玉华桌上有一叠稿纸，上面写着这些年考到全国各知名学府的学生名单。“我这里只列名牌大学的，那些考进全国30强之外的，太多了，列不全。”杨玉华听说我们是冲着这里出了那么多“状元”来的，就细细地回顾了二十多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学生。

　　这里第一个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叫张安平。

　　“那是刚刚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年，当村子里听说张安平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时候，很多村民还不知道清华大学在哪里。但是，从那以后，这里的孩子就被卷入了教育，以后出现的大学生也就越来越多。”杨玉华直奔主题。

　　张安平的母亲李顺喜是这个村里最具代表性的母亲。她在两间破旧的茅草屋里供出了五个孩子上大学，张安平是家里的长子。

　　尽管事先就听说张家的房子破得无法想象，但是，当记者在杨玉华的带领下驱车来到张家屋前时，还是被吓了一跳。两间茅草屋是用不规则的石头垒起来的，低矮的门框，里面黑洞洞的，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这房子大概在全大连市也找不到，没有比这更破的房子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竟然走出了清华大学的学生，走出了五个大学生。”看着这里的一切，听着杨玉华的介绍，记者的心一紧，有种要哭出来的感觉。

　　这两间茅草屋已经空了五六年，现在给张安平的舅舅家做放农具的仓库了。母亲李顺喜被二儿子接到北京养老。

　　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一个拥有五个孩子的母亲要承受怎样的压力供一个个孩子上大学。

　　“姐姐当年吃了非常非常多的苦，家里甚至连玉米面饼子都不舍得吃。”多少年过去了，五个孩子的舅妈至今仍住在张家的隔壁，说起大姑姐做母亲的辛劳，历历在目。她告诉记者：姐姐一辈子都没有吃饱过一顿饭，二十几年没有买过一寸布给自己做衣服。五个孩子嗷嗷待哺，李顺喜把地里打的玉米棒掰成三段，两头粉碎了对上山野菜做粥给孩子吃，中间好的玉米粒脱了卖掉，换钱给孩子买笔和本。“家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玉米糊，里面对着山野菜，饭做好了时，锅里都是黑的，是山野菜的颜色，这样可以省些粮食。孩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她才会做一顿玉米面饼子。”李顺喜几乎是《九香》中宋春丽扮演的母亲的原型。张安平考上清华时，穿的棉衣还是初中时穿过的。

　　有一年腊月二十三，村里的年猪都杀了（庄河农村有个风俗，每年到腊月时每户人家杀一头自家养的猪，然后将猪肉用盐渍上，这就是一家人一年的肉菜），李顺喜养的猪还没有杀，孩子们馋得不得了。李顺喜思来想去，还是没舍得杀这头猪。当她把买猪的人请来时，孩子们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们知道，妈妈一年都没有吃过肉，年猪却也要卖掉。“当时，老二求他妈妈说，别卖了。妈妈打了他一个耳光，而后，孩子和妈妈都哭了。”

　　第二年，老二考到北京上大学。

　　这时候，老三也考上了庄河高中，前两个儿子在高中时总是吃不饱，李顺喜一直觉得自己愧对儿子，这时的她把爱加倍地回报到老三身上，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赶农村进城的最早一班车，把煮好的鸡蛋、洗好的大葱送到教室，那时，庄河高中的走廊里经常能听到一个母亲在窗外喊儿子的名字，那个母亲就是李顺喜。

　　供五个孩子上学，李顺喜受尽了磨难，她几乎借遍了村里人的钱，她几乎是见到人就问：“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孩子吃不饱。”然后就是眼泪。好在她的五个孩子上大学时还没有实行并轨，她需要操持的其实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是孩子的吃饭问题。为了孩子上学，她出去打工，有好几次昏倒在工地。

　　记者5月11日到李顺喜家时，邻居说，她在孩子都毕业后在农村留守了七八年，后来就被儿子接走了，现在在北京。

　　值得欣慰的是，听邻居说，她的五个孩子现在都在城里，也都很孝顺，她的晚年过得很好，但是，操劳了一辈子的她如今身体状况很不好。

　　记者没有亲眼见到李顺喜母亲，也不知道她这个母亲节里有着怎样的心情，但是从这个几乎无法形容的破旧的茅草屋里，记者仿佛读到了她的辛苦以及她的欣慰。

　　第二代母亲代表：杨玉玲

　　子女特点：孩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大学，正赶上国家高校收费并轨前，大学学费开始上涨，一年学费在一两千元，一个月生活费在二三百元。

　　压力强度：****

　　我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62岁的杨玉玲，驼背，脸上布满了皱纹，手上的皱纹密密麻麻，记者举起相机的一瞬间，有一种很复杂的刺痛感。“这双手太好了，太有感染力了。”记者的职业敏感竟然顿时产生了一点点的兴奋。

　　杨玉玲的儿子是1994年从庄河一所普通高中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个农村普通高中出来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消息震动了整个庄河。如今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现在是我国某航天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助理。

　　“孩子能有这样的出息，全是他妈妈的功劳。他妈妈年轻时腰板很直，人很漂亮，驼背都是操持家累的。”丈夫的夸奖让杨玉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据说，她一直是村里口碑最好的大好人。

　　岁月和辛苦劳作留下的皱纹深深地刻在这位善良的农村母亲脸上，见证了她一生的辛劳。她的两个孩子上大学都在国家并轨收费的前夜，没有动辄上万的学费，但是一两千元的学费和二三百元的生活费也让这个农村母亲愁白了头。

　　“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费一下子涨了，我们农村人哪承担的起。但是在我们这个贫困村，上大学、走出去是孩子和我们这个家唯一的出路。我不想让孩子和我一样一辈子当农民，窝在这个小村子里，所以我一咬牙，就进城当了‘盲流’，他妈就留在家里承包了所有的农活。翻地、撒种、犁地、赶牛车，男人干的活都是他妈一个人扛着。”杨玉玲的丈夫用最朴实的语言夸奖着自己相濡以沫的那个孩儿他娘。“他妈的背就是那时候累驼的，上了岁数也越来越严重了。不过，我们已经熬过了最寒冷的冬天，现在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就安心了。”

　　在杨玉玲的家里挂着两个大相框，里面都是记录孩子们成长的照片。指着照片，有着高中文化的老父亲振振有辞地介绍着孩子的每次人生转折，而杨玉玲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眼睛里荡漾着母亲特有的幸福。

　　2004年杨玉玲的儿子在北京买了房子，去年带回了漂亮的儿媳妇。看着儿子的结婚照杨玉玲笑的合不拢嘴：“虽然在城里有了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挺难的，结婚也没搞什么婚礼。我们也没去过北京，一是条件不允许；二是我们也实在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在家呆着，看看他们的照片挺好。”现在每周等儿子的电话成了杨玉玲最开心的事，虽然没有去过儿子工作的北京，但是杨玉玲觉得离儿子并不远。

　　记者临走时，老两口一直送到门口，记者说，老妈妈你辛苦了。杨玉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哪个当妈的不是这样啊。现在孩子不在身边是有点孤独，但是习惯了也就好了，没事我就去看邻居们打牌。”杨玉玲告诉记者，以前想供孩子出去，以后回报家里，也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现在看来，孩子成材了，还是回报国家的更多，“那我也知足了。”杨玉玲满足地说。

　　第三代母亲代表：李岩

　　子女特点：孩子在2000年后上大学，高校收费并轨，学费在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每月生活费400元以上。

　　压力强度：*****

　　不知道这几年咋熬过来的

　　李岩的一双儿女是2000年以后考上大学的，如今刚刚大学毕业，碰上了收费并轨，大学生失业增加，本来生活条件不错的她一下子生活跌入了底层。因教返贫在她的身上得到了见证。但是“状元”村里的母亲再苦再累也不能叫苦。高中毕业的她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倾家荡产”，什么叫“砸锅卖铁”。

　　两个孩子同时在大学里的时间有三年，女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儿子在北京的中国石油大学。一个月里，母亲从月初就愁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我们俩到河里去捞鱼，天不亮就到集市上去卖，一斤鱼只能挣两三毛钱，卖多少鱼才能攒够一月的生活费啊。”谈起这几年的不容易，刚才还高兴的李岩声音一下子哽咽了。孩子的学费是贷款交的，有时候鱼的行情不好，他们只能跟亲戚借，上半月借老张家，下半月换老李家，李岩的账本上记满了她借钱的亲戚的名字。“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同时上大学，一年两个人的学费加基本的生活费要3万元，3万元啊，我们村每人只有一亩地，每亩地的年收入是200元左右，你想我们上哪凑这笔钱，我都没想过自己能把他们供下来，我自己都觉得是个奇迹啊。”除了卖鱼，家里还种了蘑菇，晚上看着浇水，采蘑菇，采晚了蘑菇就长大了没人买了。有时晚上躺在床上，他们算计着孩子上月收到的钱还能吃几顿饭，他们的钱是按每顿饭计算的。“孩子从来不打电话要，都是我们主动寄去的。孩子也懂事，自己在学校也打工。儿子一学期在北京捡了10000多个易拉罐卖废品。”说到这儿，这个母亲的声音又哽咽了。

　　“家里条件不好，有没有让孩子考一个学费低点的专业？”记者问。

　　“报志愿时，我从来没想过要挑一个花费便宜点的城市，学费便宜点的专业。只要孩子能考上，我们就供，我不信，为了孩子还有解决不了的事。”李岩夫妻俩对自己的一双儿女充满了信心，再苦再难他们也没动摇过供孩子上大学。采访中，李岩说得更多是孩子们的优秀和懂事，而李岩的丈夫则告诉记者：“我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孩子提过一点点我们的困难，每次我们都是只报喜不报忧。在接电话时，他妈总是强颜欢笑，放下电话她就哭，因为心疼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巨大的经济压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农村生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只要不出现天灾人祸，大多数家庭保证孩子的吃穿已经不成问题，然而农村的发展步伐却怎么也无法追上高校收费的脚步，当这深山里的小山村刚刚体会到衣食无忧的安稳，高校的收费改革又把整个村子拉进了一个不能抽身的漩涡。于是，为了给孩子交学费，邻居们、亲戚们东家借西家，张家帮李家，谁家有了大学生，大家都来扶一把，等这家的孩子毕业了，再去帮另一个新出来的大学生。就这样周而复始，几十个名牌大学的学生吃着“百家饭”长大，走入了社会。

　　今年“五一”李岩刚刚去了北京看自己的女儿，本来因为家里没钱，李岩一直坚持不去，但是女儿再三哀求说她马上要去云南工作了，见妈妈更难。按捺不住对孩子的思念，李岩踏上了她的首次进京路。“去了以后，我才知道姑娘的生活还是不容易啊，一个月就赚2000多元，还得交房租，吃饭，所剩无几，看孩子这么艰苦，我心酸啊。但是我还是告诉姑娘，走到这一步咱千万不能放弃，咱不比城里孩子差，咱以后就是城里人了。”

　　现在，虽然儿女已经毕业了，但是李岩还没有看到什么“收效”，孩子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贴补家用还是很困难的。家里为供孩子上学还欠着几万元的债，李岩和老伴依然没有从奔劳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李岩很清楚的知道今年的5月14日是母亲节，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女儿都会打来电话，给她送来最贴心的祝福。想起自己20多年的养育能换来女儿母亲节那天的一句：妈，你辛苦了，李岩已经很满足了：“我不求回报，只要他们过的好。”

　　“状元”村依然贫困

　　文/本报记者宋京林芝

　　下篇

　　与那个写信的不幸的农村母亲不同，记者采访的这三位母亲都是幸福的，她们无怨无悔的付出收到的是儿女的成功以及儿女反哺的行动。

　　三代母亲，第一代母亲李顺喜已经收获到了希望。在北京，在儿子的家中，她已经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晚年生活。第二代母亲杨玉玲尽管依然留守在农村，但是早已经脱离了当年因为经济拮据而承受的压力，干不干农活，干多少，她完全凭性子，闲暇时，她可以去看别人打牌，每个周末，会有已经成材的儿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第三代母亲李岩尽管还没有脱离贫困，为了生活，为了还儿女上大学时欠下的外债继续辛苦劳作，但是儿女的孝顺已经让她很满足，记者采访时，她刚从北京回来。

　　因为有了孩子的成就，她们在村中无疑是受人艳羡的，她们的功劳不仅改变了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或正在改变或即将改变她们自身的命运。她们的命运改变成了村里孩子和母亲的旗帜，“状元”村里的孩子不知不觉卷入这场教育竞赛中。但是对于整个村子来说，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个贫困村依然贫困。

　　校长为照顾母亲放弃进城

　　从第一代清华大学生张安平开始，教育成了这个村里人最热衷的事，村里的母亲含辛茹苦的最大动力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像安平那样有出息。

　　村委会主任杨玉华告诉记者，全村共有926户人家，二十几年来共考出了100多个大学生，还有几个正在庄河高中就读，也是“状元”的苗子。在村小学从教24年的小河沿小学校长李宝海如数家珍地给记者讲述每一个“状元”的过去和现在。包括这些高才生高考考了多少分，当年填报了什么志愿，现在在高中的孩子每一次期末考试或模拟考试的分数和在全校的排名，李校长都十分清楚。“你怎么会这么清楚他们的成绩？”记者对一个小学校长还能如此清楚这里的孩子的现状感到十分惊讶。

　　杨玉华介绍说：“李校长24年来几乎没离开过这个村子，当年他就是考上清华大学的张安平的同桌，当年他是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能力不在张安平之下。村子里考出去的孩子很大一部分的启蒙老师都是李校长。无论这些学生考到哪里，李校长都对他们给予关注。”听着这话，记者不禁对眼前这个戴着眼镜，样子斯文，一点不土气的校长肃然起敬。村里重视教育的风气与这位校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那些成功实现鲤鱼跳龙门的农家子弟也成了校长的教材案例，他们是最有效的教材。

　　在辽宁师范大学毕业的李校长说，他曾经离开过村小学一年时间，但是留恋这片土地，更重要的是为照顾农村的父母，他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会，又回到了村小学。

　　记者逐渐理解了为什么这里出了那么多“状元”，也理解了这里的孩子对于父母的那份深情。在这一点上，李宝海校长为所有的农家出来的大学生做了表率。“当然不能要求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都回到农村来照顾父母，这也不符合社会对这些人才的要求，但是不忘父母恩，不忘生你养你的土地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做到的。”李校长最后说。

　　担忧“状元”村一代不如一代

　　最让李校长担忧的不是已经跳出农村的学子，而是现在的孩子和未来的孩子。“我最担心将来这个“状元”村再出不了状元了，担心一代不如一代了。”李校长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忧呢？

　　原来，考上大学的孩子几年后就再也不回到村子里来了，有了能力的也将母亲接走了，永远跟这个村子脱离了关系，而剩下的往往是当年就学习不好没有考出去的人，他们的下一代再考出去已经很困难了。

　　村委会主任杨玉华反复说着一句农村流传的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下来会打洞。”他还说：“耗子洞里钻不出老虎。”从最基础的遗传学的角度来说，这也许是对的。

　　但是更令人担忧的是，走出去的状元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们的成果只有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享用，村子里的情况，状元们考虑得很少。杨玉华说：“大概还没到时候吧，毕竟他们在外面发展也很不容易。”现在村小学有学生不足200人，问起他们的理想，孩子们就一个目标：考大学。至于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将来干什么，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只有考上大学才能离开这个村子，才能成为城里人，成为城里人是农村人祖祖辈辈的梦想。

　　二十几年来无一人辍学，状元村依然贫困

　　干枯的手，迷惑的脸，好奇的眼神，孤独的背影，破旧的衣衫。这是状元村里母亲的形象。

　　就是这样的母亲以“吃糠咽菜，砸锅卖铁”的信念供出了一个又一个大学生，二十几年来，村里孩子无一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但是，出了这么多大学生的小河沿村如今依然贫困。

　　人才辈出的村小学的危房维持了很多年，去年在村委会和学校校长跑了很多地方求人后，终于盖起了新房，如今，学校只有半个围墙，剩下的一半由于没钱怎么也砌不起来。

　　小河沿村的贫困有历史的原因。1958年，庄河修水库给城镇供水，4200多亩水田全部淹掉，农民们面临着没有土地的危险。大连城市供水紧张时，这个水库又成了大连人水碗的一部分。杨玉华说，村里人的主要收入是靠外出打工，全村3000多人，外出打工的有1800多人，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反哺农村这个“娘”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谈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用了一个很人性化的词：“反哺”。我们都知道“鸭反哺、羊跪乳”的道理，过去50多年中，中国的工业城市可以说积累是靠农村，在农村母亲的奶水里长大了，现在孩子长大了，就应该回馈母亲。不仅从农村走出来的要反哺母亲，作为城市这个靠农村的奶水长大的儿子同样要反哺农村这个母亲。

　　正如那首歌唱道：“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这首歌传遍以“百善孝为先”为古训的中华大地，唱出了多少游子的心声，唱哭了多少儿女的情怀。反哺农村母亲是全社会的责任，是全社会的美德。那封农村妈妈写的信希望能让更多的儿女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图片说明：杨玉玲纫针的手让人看了心疼。

　　张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