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或现实，意外或偶然

　　文/鄢烈山

　　东江兄嘱我为他的这部书稿作序，我迟迟不敢下笔。文章在报上发表时，我大多认真地看过，收获颇多，写读后感没问题，作序又是一回事了。不是畏他学位比我高，也不是畏他饱读“三色书”(我知他十多年来，苦读了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等“绿皮书”，《资治通鉴》等“黄皮书”和《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白皮书”)，而是觉得，作序是一件端

　　东江说:这个集子也不是什么学术专著，不过是历史杂文罢了。这样说来，作为文友，互相品评一番，那就未尝不可了。

　　这本书稿选自作者1998年初至2004年底的作品。上编选于《野史新说》专栏文章，都是古人古事，却一望而知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你看这些标题:流产的“裁汰胥吏”；“上计”，官出数字之始；“言路虽开犹未开”；“省官不如省事”；“索贿的方式”；“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当“名片”左右办案；官与妓……哪篇不是讲的当下眼底事？作者的感触来自今天的生活，典故只是“起兴”的触媒和观点的载体。之所以有这种“似古实今”的文章，是因为中国尚未走出“前现代”，借用鲁迅的话说，人心依然“古”得很。别说3500年，恐怕35000年，古今也是相通的。而东江兄之所以爱拿野史做文章，一方面野史是他的嗜好，谈史是他的看家本领；另一方面，他也是有意为之。比如这篇《文彦博的逸事》，说的是宋相文彦博在成都知府任上时，为掩饰他的风流丑闻，设美人计搞定钦点“伺察”使者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官场监督的局限性。这种故事，在正史中为尊者讳掉了，从野史中拿来开讲，在令人会心一笑之余，难免心有所动，亦或有所思。

　　与上编的读史笔记体例不同，下编露出了时评的本相，多是从今天的新闻说起，给人一种追根溯源的历史纵深感，用他的话说，这叫“今古齐观”。

　　今古齐观，打通古今，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化资源。比如:读《文身》一文，我们知，文身乃古已有之，动机有高下，功用有正邪，不可一概否定，应以平常心视之。读《前苏联·故明》，我们知，“前苏联”的用语一如“故明”之可笑，识见还不如康熙皇帝。读《之乎者也》，我们知，强作古人(古文)之滑稽，不会赞成今人搞文言文编纂清史这种贻笑后人的荒唐事。而读《家仆·权仆》这样的文章，能给我们一双洞明世事、辨奸识恶的慧眼。

　　这本书的书名叫《意外或偶然》，取之于下编同名文章的标题和立意，作者以古今事例阐明了这样一个哲理:“‘意外’或‘偶然’之中，往往蕴涵着某种必然。”其实，本书中不少篇什，比如，开卷《可以避免的恶果》、《流产的“裁汰胥吏”》也隐隐阐述了这样一条富于哲理的历史规律，有助于我们今天加深对现代文明制度建设必要性的认识。而《是非之心》(明人魏骥说过:“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关于包二奶》(在容许一夫多妻、有官妓的封建时代，好色悖义亦为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正人君子所不屑)这样的一些文章，为我们树立了做一个大写的“人”的道德标杆。

　　我非常欣赏东江兄的一句自我表白，即:“六经皆我注脚”。就个人智慧而言，我们绝大多数现代人比不上孔孟庄韩，比不上李杜苏辛；即便博雅好古赛过东江兄，论经史子集的古文功底，也难比百年以前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一般读书人。但是我们有幸生活在没有皇上的中国，有幸生活在华夷混同的“地球村”和万里无碍的信息时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这些基于普遍人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已经不可抑制地在我们心田生根发芽。正是有了这样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观念垫底，我们才能以全新视角解读中国的文化典籍，古为今用。

　　这两年，神州大地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国学热、“读经”热。这当然不是坏事，但看热为什么热，读又怎样去读。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挖断自己的文化根脉，也不能妄自尊大，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恢复“罢黜百家”的思想文化专制和“三纲六纪”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我愿有更多人像东江兄一样，秉持“一个纯正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台湾学者林毓生评鲁迅语)，“心正则笔正”(田东江引唐人柳公权语)地写下更多的“今古齐观”文章，发掘和用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