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在中国的俄语一代

　　国家需要我我就去了

　　陈先玉：1926年生于河北阜平，自1955年起调任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任三秘，负责与前苏联方面具体办理留学生派遣、分配、调换专业等事宜。

　　陈先玉已是年过八十的老人，依然精神抖擞，笑容可掬。说到“斯大林格勒”时他

　　说实话，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能留洋。我的家乡是非常偏远贫困的小山村，文化教育落后，90%的人是文盲、半文盲，我自己也只有小学文化。前苏联歌曲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化，那时我经常唱歌，能记住一百多首前苏联歌曲。有个小学教员调走前给了我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俄罗斯歌曲《风之曲》的歌词，“谁要快乐就能发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希望就能做到。”这成了我的座右铭。1939年我当选儿童团长、半脱产区青救会执委和区戏剧站联络员。我在全区儿童节大会上发言说：“儿童负有抗战、建国的双重责任。”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县政府调我任小学教师，我刚14岁，我的学生年龄比我还大。

　　1949年我被调到北京中财委计划局任秘书。机关里大多是大学生、留洋生。我自知文化程度太低，决心按毛主席所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去做。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特别满，从早到晚请了三个老师补习数、理、化等。那时正好赶上中苏友协建立，全国号召学俄语，两百多人报名，但最后只剩下我们6人。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没想到，这却为留苏打下了基础。

　　1952年，组织上决定保送我赴前苏联实习“编制五年计划”。1953年8月我们终于踏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专列，坐了9天9夜，大家都难受坏了，一闻到饭的那个奶油味就恶心。但是心情还是激动的，到站后一出来看到列宁格勒旅馆，高楼，觉得特好看。之后大家陆续被分配到自己的学校，莫斯科最多，以学工科为主。

　　大二的时候，因为缺翻译就调我去大使馆工作，并转到夜校继续学习。所有留苏的学生基本都要经过我这里分配，我能记住名字的要不就是最优秀的，要不就是犯错误的。那时前苏联有法律不能与外国人通婚，我们也有纪律不许谈恋爱。但前苏联的女孩子特别喜欢中国的男孩，不抽烟喝酒，脾气又好，表面看上去不太热乎，但里面热乎———“暖水瓶”。后来前苏联法律修改后，周总理亲自批准了一个在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的中国学生和当地的姑娘结婚。自此恋爱的人就多起来了，如果结婚可以向大使馆报告。但我们尽量劝解，让他们不要结婚，因为两国生活水准差距很大。当时结婚的有五六十对，最终能保住的没有几对，都离婚带着孩子分开了，文革后就更没几对了。

　　前苏联老歌是现在俄罗斯人喝醉酒才唱的

　　姚光岩：1943年生于辽宁。目前正为出版第三本俄罗斯新歌集而四处奔走。

　　第一次见姚光岩，是在北京安定门附近一家地下招待所里，不足五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摆满了他从大连背过来的上百幅放大的照片和他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回来的俄罗斯照片集。狭小的空间并不影响他东北人豪爽的笑声和不时随口唱出的俄语歌曲。在这里他已经住了近两个月，他想趁俄罗斯文化年之际为自己新歌集的出版再努力一次，而四处碰壁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再见他是在周日下午阳光明媚熙熙攘攘的北京景山公园里，他拿着自己的歌曲集指挥着一群初次相识的俄语歌曲爱好者唱着俄罗斯新歌。他高声用俄语唱着，声情并茂，并向围观的人们不厌其烦的解释着歌词大意和产生背景。人群里有人喊，唱首《喀秋莎》，姚光岩不为所动，一会儿人群渐渐散开了。“前苏联老歌是现在俄罗斯人喝醉酒才唱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新歌推广给大家，我要引领大家往前走。”

　　从我15岁起全东北就到处是俄语环境了，我高中开始学俄语，那时受了前苏联文化很大的影响。老家虽然是农村，但县文化馆有苏中友好杂志以及原版前苏联画报，8开纸的大彩页特别漂亮，每月一本，我业余时间都在看。前苏联太好了，国家那么漂亮，我们特别向往。后来我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继续学习俄语，1968年分配方案是四个面向，面向基层、农村、边疆、工厂。我那时政治条件挺好，本可以去沈阳拖拉机厂，离我家只有200里路，我把这个机会让给北京的同学了，自己选择去了新疆，我不去别人也得去啊。我们那时的思想境界真的很高，不在乎自己受了多少苦，很理想化。

　　1990年，我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口语，并给自己取名瓦西里·伊万诺夫。那时学俄语重视书写，不会口语，见到俄罗斯人干着急就是说不出。

　　现在，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孔夫子讲50岁知天命，48岁的我终于豁然开朗。俄语和俄语歌曲是最适合我的，搞俄语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不懂音乐，搞音乐的人又不懂俄语。而我12岁识谱过关，上学编过歌剧，在新疆12年学会演奏维吾尔乐器热瓦甫。

　　后来我创办俄语角活动，并创建大连民间俄语合唱团，一下子点燃了大连市民演唱俄罗斯歌曲之火。

　　合唱团没有固定的训练场所，每周日下午的训练都在免费的公园和街道活动室。团员大部分是退休的妇女，有些有俄文基础，但大部分是跟着我从头学起的。至今我们已经演出了十几场，在大连各大广场上，穿着我们自己制作的服装，特别像样。1999年我们应邀赴沈阳为俄罗斯驻沈阳总领馆举办专场音乐会，获得巨大成功。

　　迥然不同的两代留学生

　　王哲：毕业于中南大学，1998年选择前往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留学。

　　王哲说，除了是学校的交流项目以外，更多的原因是他对这个刚发生巨变的国家好奇。“其实只是到一个国家留学两三年并不能真正了解什么，充其量只是一种感受，但是巨变后的国家能够暴露出很多问题，我在实地的观察中能够学到很多。”王哲正是抱着这种想法来到了依然动荡的俄罗斯。他经历了俄罗斯刚结束经济危机、卢布大贬值的特殊时期，这个剧烈波动正好是交学费的时候，很多人因此省掉了三分之一还多的学费；高加索周边地区打仗时他到附近的矿泉疗养胜地去度假，过机场安全检查时全部是真枪实弹的警察站岗，在当地还看到了徐徐开过的坦克。王哲这一批留学生已经很少再学重工业方面的工科，理科学计算机的很多，文科以学经济和新闻为主。

　　王哲他们看待俄罗斯的感觉与当年留苏学生截然不同，以前看待前苏联是老大哥，更像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感觉，把其当成一个榜样和学习的对象。而现在中国留学生到俄罗斯更像美国人去欧洲留学的感觉，谈不上取经，纯粹为了了解其文化和历史的意义。

　　莫斯科给王哲的感觉是一个普通的欧洲现代城市，并没有保留太多以前苏联的痕迹。传统的特色并不是没有，但年轻人并不感兴趣，日常生活中也很难感受到，除非去博物馆和艺术学院。平时，王哲会和俄罗斯青年一样去酒吧、迪厅、游乐场、电影院娱乐，也会去剧院和美术博物馆。

　　同样境遇前的个人选择

　　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胡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重开俄语教学计划里的一届学生。那时北京区重点以上的中学都开设了俄语班，一届一个班。1985年进初中的胡惠，对学英语和学俄语对前途有什么影响并不了解，父母早年也学过俄语，觉得没什么不好，就这么进了俄语班。后来，成绩优秀的她直接保送进了首都师范大学继续学俄语专业，就这么学了10年俄语。

　　上大学期间正是中俄贸易最火的时候，胡惠与同学大二就到雅宝路打工或到日坛宾馆直接去做中苏贸易翻译，一个月工资能有600多元，在当时相当高了。但是随着中俄贸易降温后，胡惠毕业分配时俄语人才就根本没人要了。她还记得自己去中国贸易进出口总公司面试的情景，为了应征两个名额的俄语翻译，整个会议室坐了上百人，都是研究生、博士生，本科生的她几乎被吓倒了。

　　师范专业毕业的她本可以分回原中学，但俄语教学在中学已经没有了，学校也不鼓励回来。后来她去了饭店工作，还能用得上一点俄语，但是俄旅游团逐年下滑，也使得她不得不选择改行。如今，她在工作中使用的是英语，俄语几乎没有任何施展的空间。“连老莫餐厅的菜单都有英汉对照了，俄语对我来说是一点忙也帮不上，那些最好的时光都浪费了。”胡惠感慨地说。

　　中学和大学学俄语的同学在发展上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影响，学理工科的出不了国，大家纷纷转行，有人干脆就直接去在北京的俄罗斯小商品集散地雅宝路“练摊”去了。还有人看就业前景不好读了研究生，结果毕业后发现前景更加不好了。

　　赶上前苏联解体，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留学。诸如此类的事太多了，同学聚会更是如此，每次见面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哎，俄语害人不浅啊！

　　胡惠说，刚毕业时她一直适应不了这种心理落差，自己学习也很努力，也拿奖学金，为什么就没有出路呢？这种挫败感在毕业四五年里都挥之不去。

　　如今，胡惠通过多年的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已经有了一定的空间，英语学得虽然不够好但也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近几年胡惠有亲戚往来于中俄边境，告诉她中俄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建议她把俄语捡起来。胡惠只能苦笑，同学后来再见面，就还会唱俄语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剩下的都忘记得差不多了。而且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孩子还小要照顾，让自己重头再来，已经很难舍弃了。

　　俄语终究与自己无缘了。胡惠希望以后能去俄罗斯旅游一趟，以圆自己惆怅的青春梦。

　　（据《中国新闻周刊》）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