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那会儿还是文革后期，那时候都就近入学，不像如今的家长，会为孩子找个好学校或好老师挖空心思搬房子或考学校。我家住的是父母单位分的房子，父母单位为解决职工子女教育问题，就在房子附近建职工子弟小学，我读的就是这样一所小学。这是一所很普通的小学，6年的小学生活也很普通，不过记忆中我却有个一点也不普通的老师。
她是我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她剪着普通的短发，有时候好像也去理发店吹一
个当时算是比较时髦的发型；她戴一副深色镜框的近视眼镜，度数很深，偶尔见她摘下眼镜时，会发现她眼球有点突出，眼神有点疲惫；她脸颊上有些明显的雀斑，这让她看上去脸色不太好，并且神情总有点严肃。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很严厉，特别是对那些不愿读书不好好读书的学生。她总是声色俱厉地说，“不要听社会上的人乱说，什么‘读书无用论’，在我班里就要好好读书，读好书总归有用的。”有胆大的同学私底下说，这是“反动言论”。甚至也有同学写她大字报，揭发她的“反动言论”，可她在认真读完大字报后依旧“我行我素”。
对成绩好的同学她是另眼相看的，譬如像我这种学习成绩常常在98分以上的红小兵排长，不过也有例外。那次课间做眼保健操，很多同学都睁着眼不好好做。她知道了生气地说：“睁过眼的同学自觉举手。”我似乎也睁眼了，就一小会儿。但我没有举手，怀着侥幸心理岂图蒙混过关。可偏偏有个明察秋毫的同学检举揭发了我。那天她有没有批评我，我忘了，可我记得她冷冷的眼神以及接下去的决定：取消我第二天去市少年宫游玩的资格。那时候，能得到一个去市少年宫游玩的名额是一种荣誉。
记得那天我心情复杂地趴在桌上哭了很久———有没去成少年宫的委屈；有过对她太严厉的恼怒；有对同学多管闲事的责怪。可是，至今留在我印象中的不是这些，而是对自己没有主动举手承认错误的羞愧。诚信如金，她用冷冷的眼神告诉我，并且让我受用一辈子。
那时，应该是1973或1974年；我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她那时是30多岁———她是我的启蒙老师陈学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