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护城市精神，拥有“家园感”

　　◆李天纲

　　柳珊女士以大学教师的身份，沪居十几年，仍然颇感难以融入本地主流生活，发出“上海是不是我的家”的困惑，引起共鸣和讨论。讨论中，姜鸣先生觉得应该淡化“上海人外地人之辨”，我倒觉得，柳女士提出了一个移民社会的典型问题，“上海人－外地人”之间的心理纠缠，不是一个小问题。说小了是“地域观念”，说大了是“社群关系”，需要认

　　上海曾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移民社会。1843年到1949年，城市人口从20万增加到400万，一百年里翻了二十倍。“华洋杂居”、“五方杂处”，90%都是“外码头人”。此后，上海突然进入了一个极度封闭的社会，“户口冻结”、“只出不进”，从50年代的400万，到80年代的1200万，三十年里翻二番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医院里出生的“上海人”。直到最近十多年，上海重现移民潮，人口从1200万增加到1700万。新增的500万居民中，多数是“新移民”。“新移民”初来乍到，对上海的人、事、物必然会有很多判断，态度有热爱、喜欢、好奇，自然也有冷漠、抵触、反感……如果500万的“新移民”常常觉得不舒服，1200万的“老居民”也时时有委屈，那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

　　中外人士都会同意说，上海是一个蛮像样的城市社会。确实，在中国的南、北、中三大城市中，深圳有城市没社会，太年轻；北京有社会没城市，像庄园；只有上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真正的“城市社会”。既然上海是一个成熟的城市社会，有一整套制度，外来人士不太容易习惯，就是自然的。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社会宽容度一直是比较大的。只要遵纪守法，一般的工作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像在自己的家乡那样亲松自如，享受城市生活，就有很多细节要顾及，并不容易。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对“新移民”在上海面临的困难感受不深。但是，好多年在海外城市的生活经验，“外乡人”在语言、风俗、法律和文化上的困扰也有身受。“身在他乡为异客”，一个人在别的城市生活，异己感确实很强烈。想来超越孤独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进而融入主流生活。相反，如果把工作生活中的种种不顺归结为“种族歧视”和“文化冲突”，就会陷入不必要的心理纠缠，无法自拔。1991年在旧金山，办公室里的本地朋友说，美国这么好，不要回中国了吧，我们替你办申请。那份真挚神情，可以有两读：一是同情和怜悯中国人，二是对美利坚国度的自豪。朋友的这两种情感，实在都是隔膜的，但我却没有反感，觉得可以理解，应该尊重。一个普通市民，能够为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而骄傲，是一种难得的“乡土情怀”，也是一份应有的幸福感。

　　很多次觉得，现在的中国人远远没有西方人那样有“家园感”。古人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可是当代中国却有好几亿人在流动。离开家中，是发现有了生计；留在家中，是在等待迁徙。现代人同样也需要有“乡土情怀”，移民固然给城市带来活力，但是如果大家不认同自己居住的城市，不来养护城市精神，不去热爱城市生活，优秀的城市文化传统如何延续？如果人人都抱着“在路上”的过客心态，“家园感”当然难以建立。每次看到站头上，路灯下，楼道里贴满的那些黑色、红色小广告，“办证”、“招公关”、“包办债务”……，不禁要着急，市民们怎么会允许这种非法难堪的事情经年累月地发生下去？莫非这个城市的法制传统已经“沦陷”？这个城市的主人又在哪里？

　　当代中国人缺乏“家园感”，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主人翁意识淡漠，这也不单单表现在“新移民”身上。房地产商把老上海一拆了之，风险投资家大多赚一票就走。“新移民”固然常常被挡在很多扇有形无形的大门之外，但“老上海人”却在内心有更多“混混日子”的任运感。近年来，征地、拆迁，听任安排，频繁地更换住址，轻易地失去工作，从不参与社区事务，常常袖手旁观看白戏，这样的环境下，“主人翁意识”很难维持。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并非想为“老上海人”的本土意识辩护，原来也想批评一下上海人的老大意识中确实有肤浅之处。比如，“门槛精”的上海人喜欢夸耀自己的“熟门熟路”，就像纽约的看门人热衷谈明星那样。但是，写到收尾时却发现：“上海意识”并非总是狭隘，有时还有一点合理性。在一个普遍忽视主人翁意识，不那么重视自己生活方式的社会里，上海人比较看重城市的文化，比较维护自己的权益，比较遵守公共的规则，比较怀念过去的好日子……有时候做得过分了，但无论如何都还算是些包含着小缺点的大优点，大方向不错。热爱自己的城市，认同它的文化传统，对于所有市民，无论新旧，不分乡关，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上海是不是我的家”，正是一个现代城市人如何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值得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