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樊纲：对待贸易摩擦需“稍安勿躁”

　　中国要为长期的贸易摩擦做好准备，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继续存在的强权政治做准备，为对付货币升值压力做准备。这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正常国际经济环境，不需要大惊小怪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代曦、顾钱江报道 5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一份全球反倾销情况统计数字汇总报告称，在2005年下半年，世贸组织各成员新发起82项反倾销调查，其中

　　在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之中，还没有哪一个成员招致了如此之多的反倾销调查和惩罚措施。而今年开春以来，欧美又把贸易保护的大棒挥向中国的鞋子、彩电、汽车零部件等产品。

　　“富国与穷国之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的现实，已经向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日前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专访。

　　国际经济体系需重新考量

　　《国际先驱导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与美欧有着极强的经济互补性，但美欧近年为什么不断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

　　樊纲：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急切地需要新的理论作出解释。事实上，世贸谈判中最困难的问题，同样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两种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其实是高度互补的，它们之间的贸易可以很发达，但双方要实现自由贸易却很难。

　　在亚洲，中国与日本之间经济的竞争性不强，而互补性很大；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发展阶段接近，经济的竞争性比较大，互补性比较小。现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取得积极进展，已有“早期收获”。但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自贸区谈判却进展缓慢。而日本与亚洲国家唯一签署FTA协议的是新加坡，也是一个和它竞争性比较强的国家。

　　为什么经济有互补性的国家，反而难以实现贸易自由化？这恐怕是源于一种政治经济学上的担忧：在全球化趋势面前，一方面，经济不发达国家担心自由贸易将会使自己很难在弱项里发展，比如高科技领域，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可能被发达国家所统治，使自己失去了发展高端产业的机会，被“锁定”在低端产业里出不来；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国家用高补贴支持本国的弱势部门，如果实现自由贸易则这些部门将出现失业问题，由此带来政治后果。

　　那么，竞争性比较强的国家间又为什么容易发展自由贸易？那是因为他们彼此间正是由于相似（竞争性），而都有发展高端产业的机会，相互竞争的结果不会把谁锁定在低端行业，也不会在高端领域受谁的统治，大家都可以发展高端产业，都有发展的前途。

　　在差距越大的国家间，比较优势越容易导致落后国家被锁定在低端产业，失去发展高端产业的机会。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领域。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他当时所面对的现实是发展水平接近的欧洲各国，而在今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国人均收入、科技水平可以相差上百倍，因此，不发达国家需要重新来思考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研究贸易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国。

　　因此，中国应积极推动与东盟的贸易自由化，从经济上讲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双方是相互竞争的。越是竞争，越是都有机会。而中国与日韩实现自由贸易的过程可能会慢一些，因为中国需要考虑难度和收益。

　　中国要做好多方面准备

　　《国际先驱导报》：在与美欧的贸易摩擦中，尤其美国总是以“人民币被人为低估”当作借口。人民币汇率能担付起恢复贸易平衡的重任吗？

　　樊纲：如果说为了解决全球失衡需要货币调整的话，那也是全球的货币调整；而且也不是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的问题，而是美元要贬值的问题。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人民币能做的事情很少，真正的问题是：国际货币的不对称性。美国虽是一个国家，但它发行的是国际货币，因此美国人可以敞开地花钱，而把风险转嫁给别人，自己只管发货币。别人要防通胀，防货币太多，防财政赤字太高，但美国却可以有这么高的赤字。美元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断贬值。

　　有美国经济学家说，美元贬值不会对美国造成很大影响。美国与阿根廷的货币贬值不一样，阿根廷贬值后，其外国资产升值，但国内资产贬值；而美元贬值的话，美国的国外资产升值，而国内资产价值不变，这就叫“货币不对称”。别国货币贬值，就会出现资本外逃，债台高筑等问题，但美元贬值美国却没什么风险。这使美元不断有贬值的倾向，反过来，美国人还要攻击中国人民币不升值，说你“操纵货币”。

　　因此，要把对称的自由贸易变成“不对称的自由贸易”，才能解决发展问题；货币则是要把不对称的货币变成“对称的货币”。但这一点谈何容易。要求发达国家做出让步，放弃他的所有利益，是痴人说梦，就像中国过去的一句老话：你不可能依靠地主搞土改。

　　所以，中国要为长期的贸易摩擦做好准备，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继续存在的强权政治做准备，为对付货币升值的压力做准备。这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正常国际经济环境，不需要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