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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6日09:23 中国新闻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今天能够自由地评说皇帝,是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可以置身事外

  假日里,休闲的人们涌到杭州。西湖山水,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不经意间,人们

在这里会遭遇到一个并不休闲的古迹:在西湖北岸,绿树中掩映着岳王庙;在岳王庙中,岳飞墓前跪着奸臣秦桧夫妇;在岳飞墓阙柱子上,刻写着这样一幅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忠诚与奸佞,永远是中国人热衷的历史主题。即使已经到了宇航、卫星与网络时代,不少中国人仍然会为这一话题大动肝火。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尤以宋朝最激烈地体现了内忧与外患、抗战与求和、武将与文官、忠臣与奸相之间的冲突,忠奸话题需要的元素应有尽有,所以,尽管宋朝已经过去近千年了,但涉及岳飞、秦桧与宋高宗这一三角关系的敏感言论,仍不时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陷害抗金名将岳飞,南宋丞相秦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奸臣之一,可以说成为了汉奸的代名词。但是,也有人为秦桧鸣冤叫屈,认为没有宋高宗赵构的允许与授意,秦桧迫害不了岳飞。由于害怕钦宗、徽宗二帝回来,帝位不保,因此,宋高宗对急于打败金国、迎回二帝、雪靖康之耻的岳飞心怀不满,想方设法加害他,而秦桧不过是做了帮凶而已,主谋应该是宋高宗。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千百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国人大都只是责骂秦桧,而不怎么提及宋高宗的责任,这多少有些为尊者讳。为什么只骂奸臣却不骂皇帝呢?为什么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呢?

  如果让时光倒流,回退到实行帝制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没有了世袭贵族阶级,但自从秦王嬴政成为大一统时代第一个皇帝以来,帝位仍然实行的是家族世袭制度。在这一体制中,皇帝是秉承天意的代表,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秩序的最高象征。皇帝至尊无上,金口玉言,就是因为他是以最高权威身份来施政治国,做出决策,决断是非。

  但皇帝毕竟是由人来担当的。虽然历史上皇帝大都受到最高级的教育,并且时时要求以圣王明君为榜样,做一个完美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帝位继承人资质总不免有优异顽劣高下之分,总会有个人欲望与个人冲动使其偏离正轨、犯下错误甚至罪过的时候。但是,只要没有超过底线,比如公开违背道德人伦底线,人们就会容忍皇帝的过失与错误,而把它看作是为了整体秩序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皇帝拥有的这种不受惩罚追究的特殊地位,与现代欧美国家法官拥有司法豁免权相当类似。就一般情况而言,只要是以工作的名义,以行使职责的名义发出,皇帝的言行都会免于追究责任与遭受惩罚;除非有重大违背人伦道德或叛国举动,任何人都不得否定皇帝决策的权威。否则,整个社会就会变成无头苍蝇,秩序大乱。

  我们可以设想,因为做错了某件事,犯了某种过失,皇帝就遭到彻底否定,失去最高权威。也就是说,他发布任何命令都不再是圣旨,没有人会听从,那么,天下谁才能当权?天下人听谁的才对呢?你说你有真理,他说他有天命,大家谁也不服从谁,最后,不论是宫廷政变,还是起义战争,都不外乎是将成则王侯败则寇的历史重演一遍,最终还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最高权威,社会才能产生秩序,人们才能正常生活。

  这也许是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只骂奸臣不骂皇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

  历史总是需要不同的角色来代表不同的事物与意义。比如,一段屈辱历史总需要人格化,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因为皇帝的免责地位,中国人就习惯选择其他人物来充当这段历史的代表。比如秦桧,作为一个辅佐君王的大臣,面对宋高宗这样的君王时,他可以有很多选择,可以力谏君王抗争到底,可以辞官而去退隐山林,可以选择像岳飞一样尽忠而死。但是,他却偏偏选择陷害忠良、屈膝求和的道路,这样一来,无论有千般苦衷,万种说辞,大节已经失去,就只能在历史上担当一个千古骂名,成为南宋那段屈辱历史的一个不光彩的代表了。

  帝制在中国已经消失快一个世纪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评说皇帝的是是非非,不过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可以置身事外,超脱利害,自由评说罢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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