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编前

　　不只历史悠久才算文化。

　　14世纪，一场由资本主义萌芽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20世纪初，一场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爆发；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场兼具以上诸

　　今起，借第二届文博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报对深圳当前的文化特征、生活方式及文化现象进行一些并不算很系统的总结，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共鸣。

　　14世纪，一场由资本主义萌芽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

　　1919年，一场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爆发；

　　进入21世纪，一场以“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名义推动的文化复兴运动在深圳悄然萌生，并日益为世界所瞩目。

　　自近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模式、政治社会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过程，26年前发端于深圳的中国现代化则主要表现为学习和模仿西方先进文明经验的过程。

　　在这座中国改革开放成效最显著的窗口城市，文化娱乐较早成为公众富裕生活中的普遍需求和主要消费产品，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加速与市场融合，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从一个文化资源小国崛起为文化输出大国的传奇，也鼓舞了深圳与西方文化形成平等互利对话局面的信心。

　　深圳的当政者也较早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之外，增强文化、教育、法治和制度等软实力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文化复兴，就不会有充分的技术和知识创新，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智力支撑；如果在文化上不能有所作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不能真正在西方以外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贸易不平衡的状态将继续得到延续，发展中国家依靠直接出卖文物来发展文化产业，支撑文化产品出口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

　　因此，有专家预言，正在深圳兴起的这场植根于市场经济、以自主创新为原运力的文化复兴运动，有可能开启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在西方文明以外缔造新的文明的进程。

　　一、改革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座城市从其最早年代起，就一直是无家可归者的救生船，食不果腹者的领袖，心智匮乏者的活图书馆，被压迫者乃至有创造者的庇护之所……”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一位纽约市长眼中的纽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深圳这座世界最年轻的移民城市的写照。有专家认为，移民城市这种具有高度适应性、不断自我更新和开放的特点，是形成深圳方兴未艾的文化复兴运动最初的原始冲动。

　　深圳开埠立市之初，也是中国进入除旧布新的改革开放年代，昔日的精神贵族开始走下神坛，尘封已久的窗口终于徐徐打开。此后，海洋文明的新鲜空气扑面袭来，与华夏农耕文明共同催生了崭新的深圳文化、现代文明，也催生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人才就是资源”、“敢为天下先”、“提倡人人学雷锋，不让雷锋再吃亏”……一系列颠覆传统观念的竞争观、人才观、义利观，迅速催生了一场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指向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催生了吴南生、张勋甫、梁湘、袁庚、李灏、厉有为、任正非、王石等一大批具有符号意义的名字，他们为深圳贡献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传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风骨，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痕迹在他们身上交融闪烁，清晰可见，“拓荒牛”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图腾。

　　在这里，文化名人余秋雨真正看到人们告别了以“大批判”、“阶级斗争”为旗号的整人漩涡，“大家都轻松、勤奋、勇敢、有效”。朝气蓬勃、开放兼容的城市氛围，使得这里成了时代精英的理想战场，不满足现实者的精神家园；来来往往之间，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也有人一败涂地黯然收场。时至今日，这里已是中国人均收入的首富之地，拥有千余万人口，也成了一个充满财富、欲望，吸引了无数目光的梦想之城。

　　二、文化熔炉重构秩序

　　深圳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勇气所缔造的经济，似乎没有建立起外界对深圳建立新文化的足够信心，甚至因为缺少传统文化沉淀被保守主义者嘲笑为“文化沙漠”。

　　这一次，又是余秋雨发现了深圳是一个特别有希望的亮点，它必然是中华文化圈中一个极感痛痒的边缘性文化敏感地带，没法不让人关注。他说，“深圳是一座行动的城市，它的文化，也是行动者的文化。当别地的某些文化人拿着远年老山的画面来嘲笑深圳没有文化峰峦的时候，深圳文化人正在一步步地攀登珠穆朗玛峰；当别地的某些文化人大声呵责深圳是‘文化沙漠’的时候，深圳文化人正在中东的沙漠里行走。”

　　这是余秋雨为一位深圳作者写的游记所作的序言。事实上，改革开放26年来，深圳的文化角色先后经历了从文化桥梁、文化窗口到形成独特的文化熔炉、整合平台的过程，也恰恰体现了华夏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及善于学习、消化、吸收的特点。旅游文化、休闲文化、娱乐文化等五光十色的消费文化由此南风北渐，令人眼花缭乱，势不可挡，并带动深圳文化呈现出“文化追求上以经济为重，文化品位上以大众为先，文化操作上以实用为本”的特点。

　　也就在这一时期里，没有哪一座城市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捆绑得像深圳一样紧密，也没有哪座城市的文化镜像演绎得如深圳这般丰富多彩，而这一切，都源于这个新兴城市不断地从破坏到建设，在震荡中试图重构秩序的反复努力。

　　政府从“还市民文化权利”出发，将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与满足其经济需求、政治需求并重，先后提供了老八大馆、新八大馆等文化基础设施，并构建了读书月、社科周、文化大讲堂、青工艺术节、创意十二月等文化平台，就如同其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之余，也不遗余力地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一样，意图便在于在改革震荡中重建超前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秩序。由于倾力更大，其结果也领先于全国水平。

　　文化的真正活力永远在民间。广场文化、社区文化以及互助文化，可视为深圳人在冰冷的移民社会中试图重构社会伦理关系的具体体现，丛飞、郭春园、曾柳英、陈观玉、靳伟杰等人便是杰出的代表；而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钢琴文化、新民俗学等的风起云涌，则说明深圳人在告别故乡之后，心中仍常存文化寻根之念，即使身在别处，依然执着于对永恒精神依托的苦苦追寻。放眼未来，谁又敢断言在某位蜗居于大芬村中的画工，或栖身在工厂宿舍里的业余文学爱好者手中，就不会诞生出震惊中外的优秀文艺作品？逼仄拥挤的城中村小楼，百年之后不会成为某位文化名人的凭吊之地？

　　只要有深圳人在，便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

　　三、市场机制海纳百川

　　从最初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引进与整合，到发展高科技产业，在全国率先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较早发育的市场机制让深圳不断爆发出“世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的吸纳能力。既重视个人体验，又具社会责任感的城市中产阶层崛起之后，正在寻找并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试图摆脱过去的纸醉金迷。他们选择了登山、航海、探险、义工等诸多业余生活丰富自身的体验，也在延续着这个城市开拓进取的文化主流生机。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希望通过自身意愿的表达，及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在这个城市里寻找到归属感，成为这个城市的民间意见领袖，甚至进而介入这个城市的主流政治生活，从而最终推动深圳成长为更伟大的城市。在这方面，肖幼美、杨剑昌、吴海宁、我为伊狂、老亨、金心异等等代表人物数不胜数。

　　而在风起云涌的业委会自治、居委会自治、商会自治运动中，则似乎正在呈现着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相似的社会场景。14－16世纪，伴随着工商文明的萌芽与资产阶级的兴起，由意大利席卷欧洲掀起了一起思想文化运动，并为人类留下了大量经典文化成果。英、法等国随后的启蒙运动、宪政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现代国家的建立，莫不视此为源头。深圳在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奠定之后，折衷地再现了现代文明鼻祖的部分文化特征，既是这个城市难逃宿命的一次文化回归，也是其崛起壮大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深圳的改革创新推进至此，再次别开生面——即诸多的个人与社会组织在践行着“市民社会”行为伦理的同时，也在与官方共同分担着“改革创新”大旗的千钧重负。时下的深圳，早年政府主导型的跨越式改革局面已渐渐变成了半步改良，而与之相呼应的，昔日改革精英们撒下的理想主义种子则在民间开花结果，促成了深圳改革的双轮驱动。共同的基因与血脉决定了两股力量必然相辅相成，且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四、文化复兴谋求国际平等

　　深圳新兴的文化复兴运动，植根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它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更契合了当代中国在国际上谋求平等文化地位，捍卫文化主权的需要。

　　西方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曾说：“自1500年以来，西方以其大量特殊的个性、不朽的诗篇和艺术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动力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创造而独占世界舞台。”在他的分析中，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模式、政治社会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过程，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则主要表现为学习和模仿西方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廉价工业品可以充斥全球市场的同时，中国原创的文化内容产品在国际上却难觅一席之地。严重的文化贸易逆差导致华夏文明固有的精神、理念、意识形态在西方现代文化消费品的冲击下步步退守，难以立足。

　　在专家看来，在现代化进程中，世俗文化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的世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出去，在当代文化对峙中，无论多么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都必须通过市场转化为大众文化产品才能得以迅速传播，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能够迅速影响全球的动力。而深圳的市场机制优势有效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这也是文博会规格一升再升，定位于“推动中国文化内容产品出口的博览会”，并最终落户深圳的重要原因。移民城市“多元共生”的文化模式，决定了其比在单一文化模式下不同群体共存的西方社会模式更充满希望，更能成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灵感源泉。

　　在百年未遇的历史性变革大潮中，深圳的昨天曾引领中国的走向；也许，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中，深圳的明天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

　　本报记者李斌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