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是“超女”违规，还是打破了陈规陋习

　　在4月20日中国剧《天鹅湖》发布会上，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刘忠德斥超女操作违规，并强烈主张“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1]（4月25日《华夏时报》应依法取缔。由此掀起了一场新一轮的“超女”争论。从刘德忠的言论中，“超女”操作违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没有批文，怎能举办；地方主管部门一再违规，无人追查；政府有权力，不作为就没有权威。对此言论，我们有必要弄清。

　　一、不能把鸡毛当作令箭

　　刘忠德说，“超女”以前违规无人过问，今年依然未经批准照样举办。“他从去年开始注意到‘超女’的这个评比，当时他的心情就是焦急，从去年开始，举办全国性文艺评比活动就应该得到中宣部的批准，超女的海选跨及多个省市，已经属于全国性的文艺评比，但他了解的是，中宣部没有给过超女任何批准文件。”[2]（刘忠德中新网4月30日电）“超女”作为全国性的文艺评选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在未经中宣部批准的情况下举办的，中宣部在知情的情况下又未加制止。按照刘德忠的逻辑，中宣部既是违规的主体，又是渎职、不作为的主体，那么，刘德忠怎么把违规得罪过强于“超女”头上呢？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3]（《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这一重要命题。它要求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超女”是文化，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与简单的举办文化评选活动是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事情。发展“超女”文化产业与党和国家的发展思路是一致的，中宣部如果用传统的管理意识形态的手段去管理文化经济，用党内的部门规定去约束国家市场经济的法规，用党的意识形态许可替代行政经营许可，显然是与我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思想相互矛盾。

　　二、文化创新最迫切需要的是打破陈规陋习

　　刘忠德表示，“自己曾特意向中宣部的有关部门查询有无发给超女批文，“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我很纳闷，没有批文，超女怎么能举办。”[4]（北京晨报2006-04-30）他说：“按照批文规定，分赛区不能在省级电视台播出，但超女海选已经在长沙播出了，这是违规的。[5]（2006-04-2914：57：32来源：法制晚报）他说，“广电总局下批文规定不能在电视剧播出中插播广告，但现在我看电视，中间还有插播广告的，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严肃执行这些规定呢？”[6]（2006-04-2914：57：32来源：法制晚报）也就是说作为“超女”的主办单位之一的湖南省电视台，明知要经过中宣部批准后方可举办此类活动，但却无视“法规”的威严，不但不仅其监管职责，还违规举办，违规操作。

　　“超女”的主办单位从一开始即把“超女”定位为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其运作完全按照市场方式。“超女”经济是在争议、谴责和封杀声中，诞生于思想的突破，成长于文化与市场的融合，根植于文化主体的心理需求，是我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过程中的奇葩。

　　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里指出，“超女各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回报累计已超过7.6亿元。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倍乘的经济规律分析，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说：“在这里面，节目制作商、节目品牌运营商、赞助企业、广告代理商、电信运营商、娱乐包装公司、网络公司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利益，产生了多赢的局面，应该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运作。”[7](2006-04-27来源：大众生活报)从“超女”运作的各个环节链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超女”作为文化产业的市场规律，由“超女”活动引发的一切市场后果和社会效应，总称为“超女”经济，她实际上是我国长期致力于市场经济改革取向，市场主体逐步成熟，大众文化逐步兴起的表现。

　　三、政府的权力就是制定科学的规则，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他还说“超女节目取消不取消，是有关部门的权力。但有关部门不能在发文之后不按规定办事、不监督管理，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并且认真执行各种批文所规定的内容，政府部门要有威信。”[8]（人民网2006年04月30日）在发展文化事业上，党的文化生产力理论突出强调国家的提供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而不是文化约束和管制，在发展文化产业上，突出地强调遵循文化的市场规律。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要求，对严重制约文化生产力思维模式、传统习惯进行彻底的变革，对那些严重妨碍我国文化生产力解放的制度性障碍进行根本上的改革，中国文化变革与转型的任务就难以实现。刘德忠用管理意识形态的传统手段，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化生产力的运行规律，用政府权力强行扼杀文化生产力增长活力，一方面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前高级行政官员的思维惯性和政治武断行为。

　　“超女”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经济形态，在传统与市场的夹缝中率先冲破传统管理规则，按照市场规律发展壮大的路径，符合中国改革的总体思路，为中国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提供鲜活的案例，为进一步完善文化法规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素材。实际上，文化生产力的产业性，是指它所具有和其他产业一样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产业管理规范及追求经济效益等一系列特征。作为一种产业，它必然依循大工业标准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追求大批量的投入和产出，产生规模效益；作为一种产品，它要求变化产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满足广大消费者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它必须不断创新内容和革新传播手段，引导受众和创造消费需求。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加快改革步伐，用新的、适应文化经济发展的法律取代传统的党委许可和行政陋习。

　　从以上三点看出，刘德忠所斥责“超女”违规，其主体并非超女，而是各级主管部门，是各级主流媒体，那么，为什么人们却要让在违规中诞生，在风雨中成长，在市场中壮大的“超女”，去承担政府违规制定规则、违规设置许可、违规垄断市场的责任呢？“超女”现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不但以自己无限的生命力，率先冲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式的文化管理规则，恢复了文化的市场本性，使人们认清了促进文化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是市场法则，而非陈规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