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给“重点扶持大寨”一点“杂音”

　　据山西新闻网5月13日报道：5月12日，山西省晋中市长李永宏在回答记者时透露，山西省已决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重点扶持大寨建设，再举大寨红旗。

　　出于从一个省的视角考虑，选择一个点去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肯定。无论从知名度，还是现有的建设规模、基础，大寨似乎都是首选之点。然而，对大寨再度施以“

　　在人们印象中，“重点扶持”是什么含义？那是财力倾斜的显示，也是领导关照，各相关部门“齐抓共帮”的代名词。事实上，进入21世纪的大寨，一直享受到国家、省市重点扶持的待遇。据《晋中日报》2005年8月14日报道，大寨农牧公司是县里的明星企业，也是县委、县政府重点扶优扶强的龙头企业之一。从2001年起，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对大寨农牧开发公司给予重点扶持，共投入财政性资金590万元，其中无偿投资268.5万元。政府支持、财政扶助、群众依赖、公司努力，使大寨农牧由十几人、两万元、两眼窑、七头猪开始起家的小型养猪场，发展成为今天的集种、养、加、贸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产业化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值达2048万元。

　　平心而言，对一些龙头企业给予适当扶持，也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的精神。需要廓清的是，这类“重点扶持”要达到什么目的。假若是出于对能给国家创造税收，为地方经济添上活力，对地方环境无伤害等属于有前景的项目给予适当扶持的话，这样的扶持既能出效果，也在公众面前有说服力。但对重点扶持大寨新农村建设就容易给人们带来不少联想空间。

　　由于历史原因，大寨这个典型在共和国成长数十年的风雨中也有过时代印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寨的确表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因而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与称赞。在1964年5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见《文萃精华》2005年10月）可见，大寨的名气，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名气；五六十年代的大寨确实是人们心服口服的真先进、真样板。

　　然而，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大寨在政治背境下，为着政治需要，其面目也是在不断变化。在“重点经营”之下的大寨，就成为所谓“斗私批修”典型、成了阶级斗争的典型，成为“向大队一级过度”（即穷过渡）的典型。对这样的“重点经营”，人们心头的创伤自然难以抹去。2005年8月10日，《新京报》刊出记者采访大寨老干部宋连生时，宋谈到，“在大寨当时就提出 ‘一年一个新套头’，搞黄土搬家、人造平原，形式主义的东西做得太多了。这种极左的东西可以说消极影响特别大。”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这也许是人们对某些典型“重点加工”心有余悸的原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在那里？中央2006年1号文件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向，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具体要求。与往昔农村工作要求相比，此次新农村建设着眼于务实，让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建设新农村，重在发动农民群众自觉投入，重在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无需对某个村庄、某个地方刻意“重点经营”，没必要重复以往对某个典型的“重点扶持”、重点加工，更要防止在“重点扶持”之下出现的“包装秀”。

　　“大寨红旗”的核心与亮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今，即使国家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但底子仍然不那么厚，仍然需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因此，再举“大寨红旗”就是高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旗。但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似乎无需地方政府过分的“重点扶持”。假若对大寨再度加以大幅度财政扶持，恐怕在新时期大寨这面“红旗”也会缺乏说服力、感染力。从报道来看，晋中市官员似乎更愿在开发大寨特色旅游业方面做文章，“让来访者看到真实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寨景象”。因此，“重点扶持大寨”难免令人有重新包装大寨旅游景点之虑。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真正的民心工程。因此，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脚踏实地推进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的期盼。只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真抓实干才能使新农村建设与一切“政绩工程”严格区别开来，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编辑：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