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理性基础之上

　　井冈山时期，面对革命的低潮，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得了多久”的质疑。现在，面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一些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也发生了动摇，产生了是社会主义“救”中国还是中国“救”社会主义的疑问。共产主义理想被视为虚无飘渺的东西。在种种思潮的冲击面前，部分同志甚至不敢直面“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一重大问题，产生了悲观失望和很多模糊认识，甚至跟着错误的思想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错误判断会导致个人行动的盲目无知。如胡长清对中国现状的判断是“国内现在腐败很厉害”，认为共产党早晚要跨台，因而产生了错误的行动，演变成一个大腐败分子；有的高级官员对未来社会如何发展也心里无底，演变成了“烧香拜佛”，“不问苍生问鬼神”。

　　胡锦涛同志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理性基础之上”，并指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科学的理想信念。”

　　本文试从中国历史的演变、世界大视野等角度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途径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从中国历史的演变看，存在一种历史周期律，中国正处于平稳发展进程的初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历史上，一治一乱是一种规律，但人类发展历史总的来说是一部和平发展史。有的人说，五千年世乱时多，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的。相反，五千年世乱时少，混乱的状况总是发生在少数时期和局部地区。每一次大动乱以后都往往是一个较长时期平稳发展阶段。原因是乱世给治世打下了深厚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和社会转轨，都会发生大动乱、大屠杀。其中明清之际，表现最惨烈。扬州大屠杀后，有人道“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经历过乱世的血腥和殘忍的人们，才会深感太平的可贵。“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这是下层人民得出的深刻认识。经过明朝末年的动乱，清政府赢来平稳发展的“康乾盛世”。当然，满清政府采用血腥手段维持高压统治有关，但乱世却是每一个人都不愿经历的。这就是和平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

　　在乱世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政权，对造成乱世的执政失序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大范围的纠正，社会利益关系也因为乱世而重组，从而形成了广泛的“治世”的基础。

　　历史上，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都开创了一代盛世。在政党产生后的近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也必将开一代盛世。我国从清朝末年开始，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动乱状态，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日本全面侵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结束了混乱状态。仅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目前还处在平稳发展历史进程的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目睹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巨大反差，一心一意拥护新政权。这也就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由于我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导致了1960年的普遍饥荒，饿死了不少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还保持着高度的理智，没有发生反抗政府的极端行为，这就是因为解放前的混乱给解放后的政治稳定打下了基础的深层次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期处于农业社会这个不发达阶段，土地因素导致的不平等是造成农民起义从而导致改朝换代的重要原因，因而平均地权的要求也总是鲜明地被作为口号提出。历史上的新政权也总是把平均地权作为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来实施，缓解了阶级矛盾。

　　从中国现状看，我国已经走上了工业社会的道路，对农民阶级的利益也被充分考虑进各种政策中，如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等等。农业产业在现代经济社会的作用明显下降。部分农民正处在逐步向工人过渡的进程中。可以说，只要党和国家的政策充分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社会就能保持长期的和谐稳定发展。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发生了严重错误，短期内也不会跨。任何敌对势力梦想中国共产党一夜之间会跨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民运分子、台独、藏独及西方反华势力组成的“反华大合唱”，不过是小丑跳梁式的表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任何腐败分子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梦想复辟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的。

　　二、从世界大视野看，近代历史上政党的诞生，阶级的分野和二战后的多极化发展格局，注定了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共处时代。

　　在封建历史时期，由于社会交往的局限和信息的闭塞，人民利益的表达往往寄于皇权，人民所盼望的也是皇帝的英明和忠君爱民的清官政治。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封建集权也是和那一段历史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日益成为政治主角的扮演者。这也是一种历史规律。

　　政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政治结社，只不过往往被称为“朋党”，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其对政治的影响也很有限。如东林党，抱着“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态度，对社会问题广泛关注与参与，形成一定的政治影响。

　　现代意义的政党是在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政党的产生，使人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进一步的表达，改写了人类历史的政治面貌，皇权思想日益衰微。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开始出现。相对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的资产阶级政党，对广大人民利益诉求的表达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当今世界各国，政党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左右或影响国家的政治方向，从而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但在政党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就是阶级的分野。不同阶级的政党其本质是不同的。严格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政党其实不是政党。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政治形态和组织形态。则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因而其对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的代表性是很有限的。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意识形态淡薄，并没有最终目的或长远的宗旨，也没有一以贯之的系统理论，两党的争斗没有实际性的内容。只不过具体施政上，存在着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策倾向。可以说其执政的实质都是代表少部分人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实际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维护对人民的统治。从这个角度出发，无产阶级政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最有资格执政。

　　当然，从全球来看，不管一个国家是什么政党执政，都是相互影响的。最有资格执政的政党并不一定能取得执政地位，相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丧失执政地位。

　　在封建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各国相互交往面的窄小，各国相互影响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和朝代的更替主要取决于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发展状况。随着相互交往的扩大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正逐渐演变成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不能不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有时，这种外来因素还会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如美国武力入侵伊拉克，导致萨达姆政权的跨台。但总的趋势是大国决定小国，强国决定弱国，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就决定着其他国家政治形态的演变。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实际上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改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说，中国社会的演变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要内部不乱，二战后的多极化发展格局就是长期存在的。人类历史正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共处时代。而中国内部乱与不乱，却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所以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随着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必然会形成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经过不断的曲折反复，人类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的。

　　三、从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演变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相当的优越性，必将会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

　　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简单地加以否定是有害的，一方面说服不了人，反倒让人觉得理曲；一方面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西方敌对势力为了攻讦社会主义制度，总是把所有的缺陷和污点往社会主义制度上扣，比如把我国的腐败认为是体制性的腐败等。而我们的一些反驳文章也把西方的腐败简单地归结于西方的体制，立论是站不住的，也说服不了人，反而有牵强附会的味道。其实腐败产生的根源并不能简单归结于这种体制那种体制，腐败产生于人类自身的弱点和社会运行系统的缺陷，天真地希望凭某种制度就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是一种形而上学。

　　应该说，西方的三权分立有其科学合理之处，但不能简单照搬。从历史上看，三权分立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权力制衡手段，但是不最优的。我们国家也没有必要全盘参照搞三权分立的一套，西方的民主选举体制看似绝对民主，其实是有钱人的民主。多党轮流执政交没有改变执政本质。对于人民来说，不管那一个政党上台，都是一样的。为了适应其选举方式，还要浪费不必要的精力和财富，这一切最终是转嫁到人民头上的，包括转移到其他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关上去。

　　西方三权分立有其优点，实际上我们现在对权力进行制约和分解，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一种多权分立的制衡体系，比三权分立更具有合理性。而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恰恰是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的得到执行，往往强调其中一面。所以是加强执行的问题。而过去执行得不够好的深层次原因，却是我们的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导致人们对其产生了种种错误认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存在一个偏见，就是认为一个制度要是合理的话，其生产力就应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应该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其实这是一种唯制度论。实际上，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无关，制度是一种上层建筑，其对经济的发展是不起决定作用的。相反，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滞后是历史因素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剥削导致的。

　　一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皇权扼杀了经济的发展。二是内战对生产力的破坏。三是列强入侵和对外赔款，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中国在发展上处于劣势。

　　评价一个制度是否优越，要从历史和全局看，从系统的角度看。简单地把一个制度是否优越与经济发展挂钩，是一种盲目的“唯经济发展论”。一个勤劳致富的家庭比不上一个非法暴富的家庭经济发展快，能说勤劳致富的家庭没有非法暴富的家庭好吗？我们不能割裂历史，简单地把中国与其他国家作比较。

　　从共产主义提出的初衷看，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财富的需要仅是满足人们生存的一种手段。在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过分追求物质财富，畸形的对超过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过分追求，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最终人类的毁灭。

　　四、要坚持与时俱进，科学研究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和现实途径

　　共产主义理想是全人类的理想，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想。对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都有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不可能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他们的经典论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有过不同的论述和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因此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不断研究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和途径，对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解释，科学、鲜明、及时地回答理论上的各种重大疑问，在深入思考和具体实践中发展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修正我们的行动。比如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作为处于经济发展劣势的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如何才能让共产主义理想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等等。

　　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们既要正视这种曲折和反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又要从全局和历史的高度，看到这种倒退和逆转的暂时性，认真分析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现实方法和具体途径，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理性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