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借鉴社会分红模式解决"富财政穷百姓"难题

　　伴随着资源开发的巨大推力，中国一些能源富集地区的GDP和财政收入连年迅猛增长，但这些地方的多数百姓不仅无法从中获益，反而受累于因开发导致的各种生态灾难而日益贫困。据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在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资源富集地区，资源开发形成的收益主要被国家企业和上级财政拿走，一些地方仍然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同时资源开发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导致贫困地区的居民更加贫穷。

　　资源富集地区出现的“富财政穷百姓”现象，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在资源开发与社会保障、经济收益与公平分配等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一方面，由于资源开发者主要是中央、省里的大企业及外来的投资者，主要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与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关联度很小，当地居民很难通过在开发企业就业等方式获得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在现行资源税收分成体制下，资源富集地区的县级财政从资源开发中所获甚微，难以在扶贫攻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进行大规模公共财政投入。这种“富财政穷百姓”的现象，对当地居民是很不公平的，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是很不利的。

　　进一步看，“富财政穷百姓”现象不独存在于一些资源富集地区，它其实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使大多数普通公众获得相应的福利增长，也就是说，一些地方和领域改革多年取得的成果，并没有普遍地惠及普通公众。有鉴于此，中央提出“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让大多数普通公众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获得实际的改善，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

　　具体到资源富集地区，如何解决“富财政穷百姓”的难题？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或许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该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利润，除了将一部分用于对企业的再投资等其他支出，可以将另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从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并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实际利益。美国阿拉斯加州利用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收益建立了一个“永久基金”，其投资收入用于给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现金分红，被认为是“社会分红”理论的一个成功样板。在现任首相布莱尔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出资给每个新生儿童设立“教育账户”，被认为向全民“社会分红”迈出了第一步。事实上，在中国一些地方，也开始出现了“社会分红”的初步形式，如江苏省和浙江省对60岁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

　　借鉴社会分红模式，如果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帮助资源富集地区政府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同时，如果安排当地居民在开发企业中入股，或用资源开发收入设立专项基金定期向居民发放补贴，就可以保障居民从资源开发中获得稳定收益，而不至于在资源开发中受到损害，不因资源开发而变得更加贫困。

　　“社会分红”模式不但有助于解决“富财政穷百姓”难题，在继续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成本分担与改革成果分享”的关系，这一模式也富有启示意义。最起码的一个原则是，对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分担了改革成本的人，应当通过补偿、分红等方式，让他们参与分享改革的成果。如果某一个或几个群体只分担了改革成本，却不能分享改革成果，那么，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