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海建
近日，北京出“重拳”治理小广告，规定两次以上散发者将被拘留甚至劳教。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非常难以治理，这种规定可以视为“治乱世用重典”的思维。但处理公共事务中所用的“重典”也必须是法典，而不能违反法典和法典中蕴含的公共事务契约精神。
现代的法治社会里，必须谨慎提防的一种现象就是，打着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旗
号，侵犯私人利益，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法治的核心价值即契约精神。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权力必须是合法的，权力的表现和运用只能以符合人民意志的社会契约为基础，只有契约的约定力才是可获得人间的合法权威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上的理由，就随意行使契约之外的权利，侵犯最基本的人身权，这意味着，公共权力对自身存在的法理基础进行了否认。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三条第二款则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由此可见，用劳教的方式处罚小广告，目前还找不到法律上的根据，也因为其违反法律而削弱了治理力度，与制定该规定的出发点背道而驰。
治理小广告是正义之举，我们必须承认，小广告对城市形象危害很大，治理小广告因其违法成本低而获非法利大而屡禁不止。如果不动用新的方法新的综合治理措施，那很难见成效。但新的方法，也必须在在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法律许可的方式。因为既然我们用公共契约的方式制定了法律，那政府和公民就都要遵守契约。治理小广告可以处罚劳教的是非法贴小广告的很少一部分人，但不能仅仅因其打击范围小就是小事，因为这违背了公共事务的契约精神。如果这种公共权力对私人利益的非法侵犯被认可，它就决不会止步于小事，小事积累起来就是大事。轻信公权违法扩大，必然带来公共利益而不加以约束，早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十九世纪德皇威廉因自己行宫旁的一家磨坊“有碍观瞻”，试图买下拆除，遭到磨坊主拒绝，便一怒之下下令拆除了，磨坊主敢诉诸法律并胜诉，德皇也只好赔偿并重建磨坊。治理小广告也是同样道理，如果用违法的方式去治理，那并不能带来民众期盼的彻底治理小广告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