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海建
近日，上海市便衣交通协管员对违反交通规则开始进行抓拍行动，这些照片将送交当地文明办，经过删选，由文明办组织在其单位内部展览曝光。大约相同时间，北京市为了治理小广告拿出新招，规定符合一定情况可以对当事人处以劳教。这两个规定都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
不可否认，在抓拍行动中，违反交通规则而又经过筛选后的照片公示，肯定可以起
到让交通秩序好转的效果，从而更好地保护大多数行人的利益。小广告满天飞的局面，如果因为有了劳教这一“重典”，彻底根治有望，从而消除小广告的危害，让城市更好。但规定一出，舆论几乎是一边倒，讨伐声一片，因为这种行政权力“做好事”没有法律规定，在公法领域，法无授权即禁止，行政权力越界了。
法律限制行政权力去越界做好事，那法律不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了？为什么要限制行政权力去越界做好事呢？原因之一在于，行政权力是一种最傑傲不驯的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如果不依法行政，今天可以越界做好事，明天就可能会越界做坏事。法律是讲究以“人性恶”为思维出发点的，打着公共利益旗帜做坏事的情况并不是没有，比如嘉禾拆迁事件等。
再一个原因在于，任何治理社会方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行政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有着高效率。而法律因为其相对保守性，可能会造成一种大多时候限制坏人不能做坏事，但也偶尔会造成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的情况。但法律因其自身特点，有巨大的公正价值。虽然效率和公正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社会价值，但我们让法律成为社会问题的权威，用来约束行政权力，是不得已求其次的选择。历史和实践证明，行政权力无视法律带来的危害，远比法律约束行政权力的弊端大。如果行政权力是一匹烈马，那法律就是缰绳，既保证行政权力的灵活和高效，又要保证公正行使权力。
所以说，行政权力要想充分做好事，就应该首先树立法治观念，审视是否有法律支持，是否越界。如果没有越界，那可以依法行政，充分发挥行政权力的优点，推动社会进步。如果有越界，那要么就停止越界，要么就积极去推动立法跟进，否则必然为法律所限制。在依法治国的年代，法律就是权威，各种措施如果越界了，必然因违法而行之不远。即使去做了一些好事，也破坏了法律的权威，得失相衡量之下，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