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尔特曾向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提供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关键线索，由此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30多年之后的2005年5月31日，马克·费尔特公开承认此事，人们才得知他就是那个曾被称为“深喉”的人。“深喉”能够隐藏的如此之深，自然应该归功于《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的守口如瓶。由此可见，相关人员相关部门能够做到对举报人、线索提供者的所有资料守口如瓶乃是对“深喉”们的最佳保护，不难想见，如果“深喉”们的举报揭发能够比较顺利，
此后他们又能够享受平静的生活，相信为非作歹者、腐败堕落者、无法无天者都会收敛许多。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概莫能外。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某些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仍有部分“深喉”的遭遇令人揪心。“浙江桐庐县广电局原局长徐忠胜‘兼职取酬’被人举报，徐忠胜第二天就威胁举报人，举报人再次举报后，有关部门却对举报人进行全面调查，因为徐也向有关部门举报了举报人”（《中国青年报》5月17日）的新闻不得不让我们发出这样的感慨与追问：做一名“深喉”到底有多难？对举报人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是一个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要求却常常屈膝于权势，谄媚于情面，苟且于利益，少数被举报人可以轻易知晓举报人的地址、姓名、办公地点，从而得以直捣“深喉”，让对方无法再发出任何声音。少数被举报人的卑劣行径其实不仅仅是在维护自身的非法利益，他们更是在公然践踏法律的尊严，更是在疯狂窒息人们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美好渴望。须知，每当有一名“深喉”被“莫名其妙”地泄露身份，就会让诸多本来有意勇敢揭发的准“深喉”退缩回避，更多的丑陋与罪恶又会得以苟延残喘，这绝对是公众不愿看到的局面。
“深喉”的声音是正义愤怒的举报，更是社会进程的警报，它常常响彻在最为敏感最受人关注的领域，它提醒我们在高歌猛进的经济建设进程中应当回避暗礁和漩涡，应当快速而精准地对腐败糜烂的极少数部位实施手术，“深喉”存在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举报人之所以愿意挺身而出举报揭发腐败和犯罪行为，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有正义感、有良知、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公民，他们对邪恶的事物天然具有排斥心态，而不是因为金钱的回报和其他某些原因。
面对这样一个可敬的群体，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泄露他们的个人资料，更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在面对被举报人的威胁后发出“做一名‘深喉’到底有多难”的仰天长叹，何况他们本为揭露黑暗而来，他们已经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有的举报者甚至在经济方面也承受了一定损失）。诚然，“深喉”们是勇士，但他们更是热爱平常生活的平常人，他们对这个社会依旧满怀希望和热忱，所以愿意冒一定的风险举报不法行为，但是，如果刚刚举报之后就被迅速泄露个人资料，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
这种打击足以动摇举报人对目前这种举报制度的信任，足以动摇举报人对少数相关工作人员的信任，这种信任一旦丧失，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低估：首先，腐败分子和犯罪嫌疑人将会更加有恃无恐，因为他们已经通过事实验证了自己的确在某些时候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从而敢于继续危害社会；其次，少数人对某些违法犯罪活动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同样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最为严重的是，虽然“深喉”的身份被泄露只是个案，但是事件所带来的“震慑力度”却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的观念中本来就不乏“明哲保身”的古训，如此一来，有关部门在日常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势必面对更多三缄其口的公民，必将极大地降低办公效率。
当然，我们同时也欣慰地看到，部分地区和城市正在采取措施保证“深喉”的人身安全和相关利益，“福建石狮推出匿名举报凭密码领奖金制度”（《新京报》4月5日）和“广州警方使用举报密码，真正实现举报和领奖全过程的安全保密”（《信息时报》4月19日）的新闻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对于某些复杂的需要和举报人当面交流情况的案件，它同样无能为力，可见要想彻底解决“深喉”的身份保密问题，有关部门还需要做更多更深入更为艰苦复杂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