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万科影视公司总经理郑凯南：左眼看艺术，右眼看市场

　　名士

　　人物简介

　　郑凯南，1986年来深，后加盟万科组建影视部，现任深圳万科影视公司总经理。曾策划制作过电影《过年》、《找乐》、《兰陵王》，电视剧《日落紫禁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空镜子》、《空房子》、《日出》、《林海雪原》等多部知名影视作品，是我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影视制作人之一。

　　人物素描

　　满怀危机感的女强人

　　约访郑凯南前十分担心，但幸运的是她正好因为新剧《梅艳芳菲》飞回深圳，而更让人惊喜的，她几乎一口就应允了采访请求，“干脆、果断”成为这个女强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没有来深圳或者没有进万科，我大概一生就是个文艺工作者、演员，绝不会变成经营文化产品的人，也没有这样的成就。”中年之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郑凯南这样认为。

　　这种说法很中肯，广东影视制作企业的数量居全国之首，其中民营影视制作机构占据了九成以上，广州和深圳更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从民间资本的进入形式上看主要分为“成立独资公司、以大型集团为背景开设的新公司、或以投资公司身份出现介入运营”等三种形式，深圳主要以第二种形式居多，郑凯南的万科影视无疑是此类企业的典型代表。

　　从文艺创作者到文化市场经营者，郑凯南经历了艰难和痛苦的转型，她说做了经营者之后，会发现理想化、情感化的东西都行不通，在市场上，人们不再推崇重攀登的过程，更在于结果，片子好又赚到钱就好，片子好亏了钱还是不行。“拍片子的过程是很艰苦的，但经营者只会同情你，他关心的是财务报表！”

　　尽管外界对万科影视的评价一直很好，出品的电视作品文学含量和商业含量双高，大多保证了不同程度的赢利，但郑凯南仍时刻保持着强烈的危机感。“《兰陵王》惨败后，王石对我说‘经营难免不犯错误，但是千万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一直警醒着我。”

　　她认为，当前电视剧市场的形势非常严酷，每天有几百个影视公司出生，又有几百个破灭，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大家冷静研究，而万科近几年走得比较稳，正是时刻关注市场和各种最新信息造就的。

　　对话

　　“我是被王石‘拖’下海的”

　　1986年，郑凯南从湖南省话剧团来到深圳不久，即加盟万科公司组建万科影视，由文艺创作者转型为文化经营者，这一提前的下海行为，被许多人认为是有先见之明，然而她却直言：这完全是被王石“拖”下海的！

　　记者(下简称“记”)：最初怎么和王石认识的？听说并不是很愉快。

　　郑凯南(下简称“郑”)：来深圳后在深圳影业公司拍一部自编自导的戏《男人无烦恼》，结果拍到一半没钱了，就想到先头拍记录片时认识的万科老总王石，他虽是部队转业，但当时已赞助多起文化事业，所以觉得跟他要2万元没什么问题。

　　但没想到见面后他就跟我侃起企业管理那一套，说我们计划如何不周，缺乏风险预测什么的。当时作为创作者，我心里很瞧不起商人，也特别不愿意听这些，但为了钱，一直听他教育了3个小时，最后快下班了，才拿到5000块！所以我口中说“谢谢”，实际是拂袖而去。

　　记：那么“吝啬”的王石为什么首先想到让您组建万科影视，当经理？

　　郑：后来那个戏在央视播出后反响不错，我想还是要去万科感谢一下，结果那次王石就提出要我组建影视部。他认为虽然中国当时没有文化市场，但文化产业和市场早晚要形成，应提前培养这样的干部，等到真正形成了，也有人了。选我一是觉得我艺术感觉好；二是已经调查过，觉得我受过良好教育、在校成绩好；三是很执著和敬业，属于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

　　记：突然从创作者变成经营者，角色转变那么容易？

　　郑：非常艰难。起先傻乎乎的，一说到万科，就认为今后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连经理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把户口、人事关系统统转来，结果头天上班就发懵了。当时要我做预算，我想这不就是要东西吗？于是器材、电话、镜头写了一堆，结果王石一看就问：你的经营计划是什么？投入多少？资金回笼率是多少？营业额是多少？我当时就有受骗的感觉。

　　到了第三天，坚决要走，他看拦不住了，就跟我说了一席话，而这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他说现在国家都养不活你们这些文化人了，怎么能指望企业来养呢？要转变观念，把头脑中的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这比你挨家挨户去化缘要高级得多！五六年后，当很多文化人才开始“下海”时，总说我有先见之明，其实我哪有这种水平，完全是被王石“拖”下海的。

　　“《兰陵王》之后，我真正认识了市场”

　　万科影视正式运作后，全额投资了《过年》、《找乐》，均取得巨大成功，然而第三部片子《兰陵王》却惨败，此次滑铁卢几乎把郑凯南打倒，但也让她真正认识了“市场”，并改变了公司今后的运作方式。

　　记：为什么想到拍《兰陵王》？

　　郑：1990年万科影视先后投资拍了电影《过年》和《找乐》，都很成功。《过年》虽是小人物的故事，但是是主旋律，不仅获得东京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最佳女主角奖，还获得了1991年度百花、金鸡两项大奖。《找乐》呢？事实上在国内只卖了4个拷贝，是当年卖得最少的片子，但却一口气拿下了6个国外电影节的8个奖项，其中包括了唯一有奖金的西班牙电影节，得了30万元美元，片子投资才103万元人民币，算下来，又赚了。

　　客观地说《过年》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找乐》如果没有得奖就是失败，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反而进入了一个误区，以为国外评委喜欢就是国外市场喜欢，想着咱不玩国内市场了。结果在这种盲目羡慕好莱坞的心态下，竟投资了1500万元拍《兰陵王》，仅一个面具的变动就花了20万，真是昂贵的制作啊！

　　记：结果呢？最终收回多少钱？

　　郑：结果只收回300多万！王石因此定下三个原则：一是不再给影视公司投资了，二是不允许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万科也不会提供任何担保；三是如果不能让董事局在一年内看到万科影视有扭亏为盈的显著表现，就关掉公司。

　　记：当时听了有什么感觉？

　　郑：这个失败来得太猛，把我的自信全部打倒了，一下子就病了，血压高到眼底出血，一只眼睛的视力到现在也难以恢复，神经紊乱。但后来有件事启发了我，出院后我偶尔来到万科的桂园，发现样板房里有个麻将桌，装饰风格和万科一向的欧陆风格不一样，售楼处解释，桂园的目标客户是潮州商人，他们喜欢打麻将……于是，我开始思考把原来的“精品战略”改成“面向大众的艺术”，还是精品但内涵不一样了。

　　记：这种思路造就了万科在极度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成功拍摄了首部电视剧《日落紫禁城》？

　　郑：影视是高风险产业，相比电影，我们对电视剧更轻车熟路些，而且终极客户是电视台，保险系数大，所以我决定转攻电视剧。当时就带着2个人到北京，租了间小房子，天天看电视，把黄金档电视剧都录下来，然后分析为什么老百姓喜欢看这个？好片子前几集怎么拍的？各家报纸有何评价？这样就了解了市场，同时也知道怎么找卖点和规避风险。最后在账上只剩下20万元的情况下，成功策划了《日落紫禁城》，真正的左眼看艺术右眼看市场！

　　“深圳最明显的优势就是政策和资金”

　　《日落紫禁城》的成功不仅保住了公司，也让郑凯南真正熟悉了市场化运作，并相继拍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空镜子》等脍炙人口的片子，万科影视进入良性运作阶段。

　　记：我发现您的想法十分特别，最突出的就是全部用乌克兰演员拍摄《钢》剧，同时我也注意到这部片子是你们首次和深圳市委宣传部合作的。

　　郑：是的，成本1200万，市政府就出了600万，而且除了《钢》剧，还一连合作了《日出》、《林海雪原》和《牛虻》。电视剧是个商品，但首先是精神产品，要符合国家的现行政策，一点都不能偏离，这是我选择剧本和题材的重要标准之一。《钢》剧是1998年策划，而1999年正好是世纪末，同时也是国庆50周年，这个大政治背景就是契机，而且当时深圳正好要抓一部能和广州的《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和平年代》同等水平的大片，市委宣传部领导十分支持，在很多人对这个片子找不着感觉时，坚定不移地相信我。

　　记：近年来除了您的多部片子，同样产自深圳的《妈妈的酱汤馆》、《亲情树》等也广获好评，“深圳制造”为什么会享誉全国？

　　郑：这不是深圳特有的，北京、上海都不错，关键是靠作品说话，但深圳人的思维更开放，更愿意大胆尝试和探索，《钢》剧是最明显的例子。同时深圳在影视产业上有优势，一是政策和资金的鼎力支持，在得悉重大策划的前期就开始积极拉动社会资本进入这个精品平台中间来；二是政府职能很清晰，对于文化项目只负责抓好选题用好人，不干涉具体的艺术创作，使得影视艺术家们既获得了充沛的动力，又能够在创作方面大展拳脚。

　　但客观地说，与北京、上海相比，深圳想变成影视基地、集散地还是有先天劣势的，比如北京有故宫、北影学院等，就像一个文化大染缸，好编剧、好摄影、好演员很集中。那里的精英圈子经常举行沙龙，大家一起探讨文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信息太发达了。所以万科和深圳一些影视公司一样，把真正的操作地放在北京，而把深圳作为大本营、大后方和坚强后盾。

　　本报记者张玮

　　图：

　　郑凯南在影视公司里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何俊摄

　　墙上贴满了公司自己的影视海报。何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