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全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坚实地位，虽然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二十八年，但“全能政府”的影子在各种利益的纠缠之下，并未完全退出主导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而回到“有限政府”的应有位置上。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注入了过多的政治元素，其中“一把手”的权力滥用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隐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跟进，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的“权力腐败”得到了一些遏制，“一把手”现象也渐渐“淡化”了，那些锋芒毕露的“一把手”“权力腐败”
在“阳光政府”的民意呼声中，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变幻成了更加隐蔽的“阳光下的罪恶”，那就是——“集体滥权”，这种“权力腐败”既挂着“民主决策”的旗号，又抱着几千年封建意识之上的“法不责众”理念。今日打着“民主决策”旗号的“集体滥权”现象，正是握着“法不责众”的“护身符”大势干着“集体滥权”的“阳光下的罪恶”。从过去“审计风暴”抛出的“审计清单”中，我们难道还看不出这些重量级的“集体滥权”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吗？在社会发展中还有哪些危害比“集体滥权”更惊心、更可怕的呢？
也许“法不责众”的观念还没有过时，但“法难责众”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的确还是存在的。试想，“审计风暴”抛出的一些大案要案，无不显示着“集体滥权”的阴影，有的甚至牵涉到诸多政府部们，假如其中某个部门依法行政而不加入到“集体滥权”中去，甚至检举揭发的话，就有可能阻止一起“集体滥权”造成的“阳光下的罪恶”。遗憾的是，这样的依法行政的能吏官员太少太少，几乎少得来我们无法看到，由此可见，曝光的和仍然潜藏的“集体滥权”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时时刻刻威胁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同时，我们也对中国官员的整体法制素质和依法行政行为感到担忧。
“乱市需重典，防危需创新”，集体违法，集体对抗，集体犯罪，这是“集体滥权”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在暴露前都有这样一些表现：概念多、口号多、作秀多，实干假、数字假、政绩假。“集体滥权”的危害主要是：国家声誉遭受内外影响，执政党遭受信任危机，政府行政遭受认同度下降，市场经济环境遭受质疑等等。
严谨有效地法律，是社会良性发展的保障。不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道德上看，“有权有责，滥权有罪”都是符合逻辑的，因此，愚下呼吁建立《集体滥权特别处理法案》，同时设立“集体滥权罪”名和建立“责令集体引咎辞职”制度，尽管《集体滥权特别处理法案》和“集体滥权罪”现在还是空白，但愚下认为为了中国构建和谐有序的法制社会目标，这种呼吁很有必要。
综上所述，“集体滥权”的确是中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头号障碍，“集体滥权”不但只是上述的危害，同时还危急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而“集体滥权”更大的危害则是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无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无形中在“集体滥权”的范围内建立“独立王国”，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还要漠视到几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