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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建设部官员明确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可能出台系列政策，使近2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人。无疑，这样的目标，解决的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这一课题的主题就是，让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这实际就意味着，当前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将要实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符号的彻底转变，从根本上讲，要实现的是这一群体的权利价值的认同与获得。而不论是身份符号，还是权利价值，都依附着太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责任，比如，教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保障的，等等。而农民工对于这样一切内容的最终拥有与获得，则必然取决 于政府的制度改革与推进。而实际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底线，就在于权利的公平。也就是说，长久以来，农民工之所以是作为一种身份符号的存在，就是因为这样的符号，附含着一种特殊的底色，这种底色，映衬着这样的群体处于某种尴尬的生存境遇。而这样的生存尴尬，则在于制度的歧视与不公。比如，当城市的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是与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那些来到城市的农民工，由于户籍仍在农村，农民身份标签注定他们只能是城市里的“二等公民”，他们享受不到城市所提供的养老、医疗、失业、住房、教育等相关福利与公共服务，甚至，连他们的孩子都无法与城市居民的孩子一样，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这样就决定了农民工只能无奈地游离于城市社会正规组织和制度之外，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显然，消除种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点与保证。对此，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也明确提出，为避免形成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将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我以为，这样的认知，是一种理性的政府责任认知。但是，还必须看到的是，农民工市民化，又绝不仅仅止于制度公平。农民工要适应城市的生存与生活，还得依赖于城市宽容的接纳。这里所说的宽容，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上的宽容，是对生活方式选择的宽容。如果没有这样的宽容，即使实现了公平的制度性权利保障，他们仍然会面临生活的“孤岛困境”。这是因为，长久的农民工城市化的历程，已经让他们为基本的生存和权利付出太多太多的苦痛与代价。比如，他们经历过太多的精神空虚，缺乏基本的健康文化的滋养。这样，现代城市文化对农民工群体来说，是一道坚硬的心理屏障。如果没有来自屏障另一面的城市管理者与成熟的市民的宽容与引领，他们就根本无法穿越这样的屏障，农民工与原来市民的融合，就是一句空话。显然，如果我们城市的主体文化极大地偏离了农民工的文化整体向度，如果农民工的城市文化无法获得健康的滋养，农民工真正的福祉实现也就会大打折扣。
作者：
苏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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