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恭城模式”

　　一位老农缺柴烧时的“发明”，一次车辆故障中的推广；6任书记、4任县长23年合力打造；“中国第一沼气县”循环经济的发展

　　破解“恭城模式”

　　■新农村建设专稿

　　□本报特约撰稿潘晓凌□本报记者吴晨光

　　恭城生态农业圈示意图向春／制图一根白色管道连接着若干条细管，通往村里的16户人家。一些人家对管道热烈欢迎；还有人则皱起眉头说，我们不用。但不管怎样，作为管道的主人，朱天佑计划2006年在村里全面铺设。

　　3岁的红岩新村，位于桂林恭城县。村里人住着统一设计的

　　这一切，与白色管道密切相关。

　　“那是沼气管道，村子是靠沼气起家的。”朱天佑说，“时代变了，用沼气的模式也与时俱进———现在，我用它卖钱。”

　　新村运动

　　朱天佑仔细比量着县能源办刚送来的管道，满意地说，新管横截面够大，把沼气输送到河对面的房子没问题。“谁愿意装我帮谁装，还要把计量表安上，按月收费。”他又低声嘀咕着。

　　沼气是朱天佑的猪场的副产品，也是红岩新村规划方案中的重要部分。2003年，镇领导找到朱天佑说：你是老党员了，带头办个猪场，卖猪卖沼气，怎么样？朱天佑认为，养猪不成问题，他曾养过近20头猪，经验丰富。

　　“但沼气怎么卖？”朱天佑有些疑问。自1980年代中期，县里越来越多的村装了沼气池，各家用各家的，从没想过会拿粪便沤出来的气体卖钱。镇干部解答了这个疑惑，“猪场可维持一个大型沼气池的进料量，你搞集中供气，像卖煤气那样卖，能赚钱。”

　　县政府提供了资金补助及优惠贷款，猪场、沼气池、输送管道火速建成。数月后，50头猪仔落户新家，朱天佑开始为13户人家供气。

　　“规模养猪、集中供气是富裕生态家园第三期工程的内容之一。”恭城县副县长蒋述卫说。

　　数年前，38岁的朱天佑在新村落了户。早年跑运输、做豆腐、养猪的经历使他练就一套左右逢源的生意经，“他家的客人是最多的，外面的朋友多嘛。”朱家邻居说。朱天佑也庆幸当年作出的决定，“2003年，我在猪场上投入了6万，再拿出10万建新房还有些犹豫。”如今，新房变成了“农家乐”旅店，他已把果树承包出去，专心办猪场和旅游。

　　蒋述卫介绍，2001年推行的“新村运动”背景是：恭城农民以种果发家致富，按农村习惯，腰包鼓起来了，首先想到的是盖新房，但“各自为政”的建房往往缺乏规划，通过政府统一规划、设计居民房，能改善农村的居住、生活环境。县委书记蒋洪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建新村重点要将农民居住条件改善、农民增加收入、富余劳力本土化转移结合起来。

　　“恭城模式”

　　“‘新村建设’的思路建立在‘恭城模式’

　　上，保持‘猪—沼气—果’循环经济的特点。”

　　蒋述卫说。2001—2003年修建的第三代新村，都修建了沼气池，前两代是一家一

　　“恭城模式”成型于1995年，一个意外促成这个偏远的瑶族自治县的扬名。当时，广西农村经济发展调查组下乡调研，车子中途熄火，时任县委书记的张明沛听到此事，立即嘱咐人把车拖回恭城修理。在县委书记的安排下，调查组人员参观了“考察计划外”的恭城。蒋述卫说，张明沛对发展“生态农业”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以沼气为纽带，两头抓养殖业和种果树，形成良性循环经济。在陪同调查组时，中文系毕业的张明沛妙语连珠，专家“越看越有味道”。新模式就这样破土而出，作为典型在区内外推广。

　　蒋述卫解释说，恭城模式其实是个“意外收获”。1980年代中期，由于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县里大力发展沼气，推广后产生的效益超乎意料。

　　黄岭村69岁的村民黄光林是“恭城模式”的“发明人”之一。他回忆说，由于文革期间大炼钢铁，兼之村民一直烧柴，恭城森林砍伐量超过生产量6万多立方米，导致旱灾不断。《恭城县志》载：1961年－1989年，干旱平均两年发生一次，1988－1989年，先后连续两个45天滴雨不降，新街、土陂、五福等村颗粒无收。大家还面临着巧妇难为无“柴”之炊：哪家不够用，只能向邻居借。

　　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时任村长的黄光林说，1979年，他开始琢磨修沼气池，6个月后的一天，“终于亮火了”！不久后，黄岭有30余户农民用上了沼气……2000年，沼气池布于9个乡镇，入户率73％。

　　由于沼气池需要粪便做原料，黄光林就买了3头猪回来养。“后来听人说，沼渣还能种出甜果子来———可以赚钱。”黄光林说。但在1980年代，上面严格推行“以粮为纲”的政策，黄岭村1500亩土地清一色种水稻。“国家统购价平均0.12元，我们村人均年收入也就100来块钱。”黄光林说。在他的印象里，当年吃肉只和过春节有关。

　　1984年，黄光林在自家旱地里种上20多株蒰柑。两年后，作为县人大代表，黄光林在会上提议：新街村———黄岭上面的行政村———在保证完成公购粮任务的基础上，发展种果。领导回答“建议无效”。可黄光林对后来发生的事有些纳闷：村里果树慢慢多了起来，上面从没人下来检查。

　　“恭城果树种植迅速推广，是县领导顶着政治风险干的。”县农业局党组书记邓光盛解释说，当时国家提倡“水果上山”，但恭城山区土地贫瘠、涵水量少，而果树需要大水大肥，“这跟赶猪上树差不多。”沼气推广后，专家发现：用沼渣浇果树，甜度可增加2～3倍。于是，时任县委书记兰世琪、代理县长何先华等开始暗抓种果。“到1980年代末，恭城果树面积近50％，桂林其他地区最多不超过20％。”邓光盛说。

　　而在农业政策逐步开放后，县农业局按“一乡一品”的规划引导农民种果树，并在技术、贷款上给农民予支持。目前，全县水果种植面积为38.6万亩，无公害标准化技术32万亩。2003年，汇源集团落户恭城，该集团年鲜果需求量达10万吨，今年下半年果汁开榨后，惠及恭城及周边省市60万农户。

　　兰世琪同时抓起了养猪，一户一个沼气池、一个果园、一个猪圈的“庭院经济”在全县逐步铺开。1993年，新官上任的张明沛大力推广“三位一体”生态农业。邓光盛介绍，推广期间，县至乡镇逐级签责任状，推广情况与干部业绩挂钩，每人按级别交纳风险金——200元到500元不等，这相当于当时的月薪。

　　“那时候，村里除了人长得不同，其他都一样。”黄光林说。但他很满足于这种“统一”的生活。

　　“统一”化生活的背后则是恭城延续了23年的执政思路。从1983年推广沼气至今天的富裕生态家园，4任县委书记、县长始终围绕“生态农业”做文章。1980年代末开始，人均纯收入每年递增35％；2004年，恭城又成为中国沼气入户第一县。而县林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县每年节柴13万吨，森林覆盖率几乎高出全国水平的一倍。

　　县历任领导的政绩也得到各方的肯定：前书记张明沛，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厅长；前书记肖芳佐，现任区民政厅副厅长。2006年5月，区、市组织部进行4年1次的市、县换届考核——这是官员晋升的重要途径，在涉及17个县区20余名考核对象中，恭城县领导有4位。有官员说，这种情况在考核史上很少见。

　　新模式直面困境

　　近年来，饲料贵、猪价直跌，这让养猪的农户越来越少，所以沼气不再是主要能源。本报记者所走访过的6个村里，每户后院都齐整码放着枯果枝，厨房里则摆列着柴灶、沼气灶和液化炉。矮寨村一位村民称，村里不少人都不用沼气了。

　　“县能源办来安装沼气管道时，做了一个实验，分别烧了10斤水后，大家看到，沼气的成本比液化气便宜一半。”朱天佑说，“村里人说实惠，我也觉得不错，有奔头。”

　　然而几个月后，朱天佑发现猪场很难打理———这几年猪不太好卖，“每头猪要赔一两百块。”

　　矮寨村的周永新的养猪经历与朱相似。“这些猪场主要是县里扶持起来的”，县畜牧水产局局长朱泽光说，2003年，县财政拨款60万鼓励养殖大户，2005年，全县兴办百头规模的猪场5个，50头规模的15个。朱天佑、周永新的猪场在扶持行列。

　　在供气上，虽然已过了合同上规定的免费使用期，但两人目前仍未开始收费。周永新称主要是人情问题———每月挨家去收钱，面子上不好看；朱天佑养的是肉猪，猪出栏后进入猪仔饲养期，此阶段的沼气进料没法保证，难免引起用户的不满。

　　恭城县委书记蒋洪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提到，“市场发生了变化，养殖业在逐步萎缩。”在一些农民看来，政府的投入维持了“恭城模式”的延续性，但利益链尚需有效衔接。

　　“新的设计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县农村能源办公室主任邓世平说，要保持向一个社区的集中、稳定供气，应推广专业的大规模养殖，但就目前来看，独户农民还不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此外，猪场经济效益以3年为一个周期，大型养殖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农户要强。邓分析，推广规模养殖、集中供气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农村经济发展到较高层次，能够接受沼气的收费；二是按市场规律，吸引养殖企业投资建场。“目前不好说这套设计在恭城推广是否成熟，但方向应该是对的。”

　　生态旅游

　　另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已经渐渐成为主流。“现在，村里的旅游可以创效益。”红岩新村村支书朱培民说，而这也是县里的思路。

　　蒋述卫介绍，红岩新村修建在老村外围，原来的村落保持不变。“这可以开发成一个景点，展示瑶乡风俗人情。”

　　2003年至今，390口人的红岩村共接待游客36万，旅游业收入占村民总收入的四成。其中近一半是考察团，来新村取“生态农业经”。旅游业的红火归功于县政府的精心包装———蒋述卫说，他们从桂林市请来专家，对全村的房子统一规划、设计，格局集餐饮、住宿、自家居住于一体；此外，县财政拨款修建乐瑶寨风雨桥、滚水坝和4个停车场。

　　“这是靠政策倾斜起家的旅游，”恭城茶江旅游有限公司负责人黎继锡分析，“要有长远发展，必须回到市场的轨道上来，进行商业包装。”

　　目前，黎继锡与红岩新村签定了合作协议。合同规定，前两年，公司要为红岩引入至少8万—10万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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