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联合军演的前景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2003年3月，美国机动部队在韩国汉城北部进行军事演习IC／图美国太平洋总司令的“意外”来访，也意外地带出了联合军演的话题。中国与美国，两个经济依存度颇高的国家，在军事交流方面这些年一直隔膜重重。而事实上，中美之间曾一度拥有深层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关系。那么，法伦的来访究竟透露着怎样的信息？两国开展联合军演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国家间军事交流与军事高层的互访，甚至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都会让人对其背后的政治、外交含义产生诸多联想，而像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军事互动，它所产生的效应就更是如此。

　　本月9日，美国太平洋总司令法伦再度访华。由于他此次行程之前并未公开，于是引发了人们的诸多猜测。猜测，大多是围绕法伦一个月前所说的“邀请解放军以某种形式参与联合军事演习”而来的。中美两个大国，并非军事盟友，双方的军事互动如果推进到两军“联合演习”这一步，其意义显然远非其他大国的同样动作可简单类比。

　　中美军事交流阻塞的症结

　　一般认为，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的一个晴雨表，甚至决定着国家关系触及的深度。尽管这些年，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各种积极的、用来描述中美关系的程度副词，如中美关系进入1972年以来的“最好时期”，或者在布什第一任期内取得过“重大进展”等等，但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却似乎总有隔着一层窗户纸没捅破的感觉。有人说，这是中美“撞机事件”后遗症的影响，于是，去年10月，戴着对华强硬派帽子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也自然被说成中美军事关系逐步全面恢复的重要标签。

　　但“撞机事件”的影响只是表面，早在“撞机”之先，中美军事交流就面临困阻。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定位于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一时面临的凛冽气氛已实质影响到两国军事交流。甚至早在克林顿政府后期，美中军事交流就显示出疲态，两国对军事交流中“透明、互惠与对等”原则的理解出现了巨大偏差。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冷战后五角大楼不情愿置换军事角色的结果。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争机器制造者并不愿“解甲”。克林顿时期，五角大楼军费开支所占预算的比例确曾有所减少，尽管美军也曾奔命于海地、索马里、科索沃等地，但这些充其量都是些“小威胁”。《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作者巴内特就说，全球各种“小威胁”的总和也抵不上一个类似苏联的“大块头”。因此，要维系与“大块头”进行较量的巨额军费开支，在国会已经行不通，除非有一个新的“大块头”，五角大楼才真正有用武之地。

　　代表着军工集团利益、且看重国家安全的小布什及共和党的上台，以及“9·11”事件，让五角大楼终于找到了扭转军费开支下滑的理由，但对于与“大块头”打惯了交道的五角大楼而言，这些都远远不能满足其胃口。于是，拥有成为这样一个“大块头”的“所有潜在素质”的中国就成了五角大楼的新目标。因为，不吹“中国威胁论”，五角大楼自身的规模就失去了必要。这是美中军事交流没有真正展开的实质性原因。

　　美国为何欲拒还迎

　　进入21世纪以来，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虽没有大变，但中国已跃居多强之首，成为国际政治格局变动中最具有牵扯意义的因素。

　　尽管如此，中国各路战略家与政治精英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力量格局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意愿也无必要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要与世界最强者竞争与对抗的基本态势。

　　相反，在一个全球化涌动，国家安全所有方面都受到剧烈波及的世界，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方面，一个遵循和平发展理念的中国不仅崛起于现存国际体系，并且正由国际体系的外围转入国际权力的核心，成长为国际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和“建设性合作者”。

　　由于五角大楼难以放弃“与高手过招”的本能需要，所以仍在加强与各个志趣相投的盟友的军事关系，但毕竟斗转星移，时易势变。再者，对真正讲求美国利益的人来说，寻找真正的对手并不是目的，塑造一种有利于自身且为自身主导的全球安全环境才是正道。而在五角大楼看来，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是“新因素”、“潜在挑战者”，但同时也是一个与美国在经济、外交等诸方面有着重大利害、相互依存十分密切的崛起大国。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伙伴一直都是其最亲密的政治和军事盟友，但中国却打破了这种格局———中国已成为继加、墨之后的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如果通过一种积极交往，在深化互动的过程中去引导、规范其行为与前进方向，使中国的演变符合美国利益，对美国而言当然是善莫大焉。无怪乎《纽约时报》曾发文《塑造中国未来力量》，指出：“中国的崛起已成必然，美国要做的是如何使这一过程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而言，既然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发展的各方面不断融入国际的过程，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加强军事交往，包括展开联合军事演习理所当然地可以持积极态度。

　　与美军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对中国而言，没有太大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政治上的考量却不能不照顾到。即它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军事交流，需要有新的全球安全与行动规则，需要服从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需要切实尊重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关切。而抑止美台之间的军事互动，避免给可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健康化的军事交流才可能得以深入与持久。

　　前瞻中美军事交流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多于分歧，这已是两国主流共识。补强军事交流这一项，增加双方的信任，对早已惠及于两国人民的双方关系会取得不言而喻的新成果。

　　事实上，恢复中美军事交流的工作在2003年已提上外交层面。当年11月，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访华，在与中国副外长王光亚的会谈中主要讨论的就是战略安全、多边军控和防武器扩散问题。此前一个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与拉姆斯菲尔德会谈。拉氏当时就说，中美双方关系过去出现一些困难，现在两年多过去了，双边关系已恢复正常，两军交往也应得到加强。到2004年元月，美参联会主席迈尔斯访华时，在驻华大使馆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表明“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稳定的关系”，指出，美中之间的交往不仅仅局限在战略层面上，也可以延伸到战术以及其他各个层面，实际触及中美军事交流的具体层面。比如联合军事演习，包括人道主义救援，海上联合搜救行动，两军舰只互访及军事教育交流等等。

　　过去的一年，中美军事交流步伐已经加快。2005年新春伊始(1月31日)，五角大楼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劳利斯赴北京，中美两军展开首次“特别政策对话”，直接面对两军合作的实质性问题，亦即所谓的“功能性”议题。中美两军建立战略互信机制提上了双方高层的议事日程。双边军事交流取得重大进展，它不再拘泥于客套的礼节，展开坦诚的讨论，如军事热线建立以及更广泛的磋商和危机管理机制。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5年10月18日抵达北京，更是有着重大标志性意义，拉氏访华最主要目的是调整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它表明五角大楼对布什与中国交往的政策不持异议，中方破例允许拉姆斯菲尔德参观管理战略核武器的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防御指挥中心等，是中国表明军事“透明性”的重要姿态。

　　中美军事交流的恢复与加强仍需要面对双方的战略互信问题。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不断互动与交流中深化。此外，在海上安全互信机制，甚至太空安全互信方面，双方都有很多工作可以加强，探讨台海问题的危机反应，避免擦枪走火达成基本的互信即可推进双方的军事合作，进而为积极协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创造条件。

　　美国太平洋总司令法伦的访华仍是中美军事交流加强的重要步骤。在美国9个联合作战指挥部中，总部设在珍珠港的太平洋司令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其总司令领导着30万人的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及空军部队，其针对的范围从美国西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其中包括一些可能突发重大事件的地区，如朝鲜、台海等。应该说，法伦先生对华态度有其积极一面，笔者作为东亚安全研讨会的中方与会者去年4月曾在夏威夷有幸见过法伦先生，问及当年初他在国会作证时言及中国是一个“潜在威胁”时，他即坦称“希望此一可能的事态得以改变”。

　　而美中坦诚的军事交流与互动当是有益的一步。目前双方需要推动消除美国《国防授权法》中“不让美中展开重大军事合作”的禁令，并且，双方建立军事互信、互邀对方观摩各自进行的军事演习，直至双方展开联合军事演习的可能性应是可以预期的事态发展。而如何定位人民解放军与美军的关系，如何努力建立长远的军事上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则当是两国高层更需要面对的具有重大而长远意义的战略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