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人（湖北职员）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精明的商家纷纷不遗余力地打起“母亲”牌，在黄金周之后，又掀起火热的“亲情经济”：如在北京，母亲节优惠广告林立街头，时装、化妆品等女性用品，以及各种鲜花、礼品，成为亲情促销锁定的热点。
也许，借市场之手为母亲节营造一个热闹的经济氛围是有意义的，而在这样的日子里，为母亲选购一款寄托了浓厚亲情的精致礼品也是恰当的。不过，认可上述“亲情经济”
之余，在这样一个感念母爱、回馈母恩的日子里，除了购物赠礼，对于母亲，我们还应如何表达身为人子的孝思？
最近，一项“母亲幸福感”调查显示，虽然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妈妈认为做母亲是“幸福的”，其中，一两岁孩子的妈妈感觉“非常幸福”的最多，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母亲幸福感逐渐下降。而另有调查显示，收入越高者与父母见面越难，相应尽孝的时间越少——从中不难看出，对母亲幸福的亏欠，成年的子女其实更多，而要弥补这种亏欠，并不是一个经济收入就能简单决定的事情。
其实，虽然就节日形式而言，和圣诞节、情人节一样，母亲节也是一个舶来的洋节，洋节过得洋气、物质一点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从“母亲节”的人伦情感价值核心——孝敬来看，我们又完全有理由说，为母亲而过节，感念、反哺至亲至纯的母爱，恰恰是非常契合我们最深厚的传统道德伦理的。所谓“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因此，要过好母亲节、让母亲感觉更多幸福，进而从中发挥“厚人伦、美教化”的价值功能。
当然，从人类繁衍传承的角度看，对长辈的物质回馈、赡养，肯定是“孝”必不可少的方面，但如果仅止与此，显然又是不符合孝道的内在意旨，这正如孔子所说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而《礼记》也强调，“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可见，如果不能在“孝”中镶嵌、灌注对父母丰厚、油然的敬爱之心、尊崇之情，只在“能养”上做文章，那么这种“孝”至少是不完全的，更无法成为一个人“立身行道”的伦理根基。
基于这种理解，我想，为母亲过节，与其多上街，不如多回家；与其多购物，不如多用心。比如，尽可能分出时间来陪护日渐苍老的母亲，让她们的老境少些空巢之下的寂寞以及因为我们而生的牵挂忧心，而能多享受一些家人欢聚、嘘寒问暖中的天伦之乐、人生慰藉。如此，较之亲情经济，潜移默化、点滴细琐濡染、融会的人子之爱，无疑才能让母亲最大程度地感到基于生命哺育、人生依恋的幸福。
无疑，在今天这样一个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个人主体独立意识不断增长的时代，传递孝思、体现孝道的具体方式、规范，与传统已不可同日而语，如“父母在，不远游”、“昏定晨省”等观念和做法，就不可能也不应再照搬照抄了。但是，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的生命血肉还来自于父母的养育，只要“我从哪里来，到何处去？”这样的终极追寻还是牵系我们人生伦理、生命情感的缰绳，那么不管走多远，“天之经，地之义”的孝敬，就是必须倍加守护的价值底线。“我爱你，妈妈”的生命眷顾，就会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