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崛起异彩纷呈 方言剧：能否越飞越高？

　　新华网昆明5月18日专电（记者陈鹏、万一）方言影视近年来正异军突起。从《秋菊打官司》《寻枪》到《千里走单骑》，再到迅速蹿红的室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东北话、天津话、陕西话、江浙话、四川话……方言剧，正让中国影视增添一份别样的风姿。

　　方言剧悄然崛起

　　方言剧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从《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到《寻枪》《可可西里》《千里走单骑》，再到贾樟柯那种极度张扬的汾阳电影：《小武》《站台》《世界》；随后有方言评书、方言小品、方言电视剧、方言蒙太奇，其中涌现了大批代表性人物：东北的赵本山、四川的李伯清、湖南的大兵……

　　大量本土明星的出现让区域文化显得异彩纷呈。影视作品中的人物以倔犟的方言赢得本土观众的青睐与关注，同时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代言人。赵本山用不着多说，李伯清因为散打评书出名到上公厕都不交钱的地步，昆明本土的夏嘉伟原来也只是在某娱乐城做插科打诨的主持人，但一部昆明方言室内喜剧《东寺街西寺巷》就让他立即在云南红得发紫。

　　多姿多彩的方言剧似乎代表着地域文化的高调出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捧回大奖的云南方言电影《好大一对羊》制片罗拉告诉记者，如果电影不启用本土演员，不让他们操持纯正的云南昭通方言，这部片子的艺术冲击力绝对会大打折扣――从艺术的角度看，方言代表了民间最纯正鲜活的生活形态，它不会扭曲，更不容易遗漏本真的生活信息，反而由于语言的力量让电影本身充满可信度。

　　云南艺术学院戏文教研室主任熊美认为，网络时代让语言的权利分散了，方言的崛起其实是多元文化表达自己的重要特征，它让诞生方言影视剧的区域充满自豪，语言因此变成区域文化奋力突围的一把利剑，它在强调并捍卫自身的尊严。

　　方言剧：传统文化展现出区域特色的开始

　　其实方言电影很早就有，上世纪50年代揭露讽刺国民党基层政权鱼肉乡民、互相倾轧的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方言在推广普及普通话的重压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四川方言剧兴起、东北小品火爆之前，方言很难真正在影视作品中崭露头角，除非是“领袖”们在银幕上操持一口标准的家乡话。

　　如果抛开普通话在文化传播上无可置疑的规范功用，普通话肯定无法表达四川人对“棒棒军”的悲悯和幽默，也无法传达“忽悠”的东北神韵，普通话的触角末梢总有无法够到的地方，但在那里，区域文化的“现实世界”却怡然自得。

　　“方言开始对抗普通话的权威，并从中寻找一种颠覆的快感，这也是传统文化展现出区域特色的开始。”云南大学社会学家马居里说，方言剧通过对中下层平民日常生活的全景展示，赋予这些以往毫不起眼的市井小民以仪式性的观看地位，着眼于身边普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鸡毛蒜皮，比如广东电视台热播的《外来媳妇本地郎》，四川台的《王保长新篇》、昆明台的《东寺街西寺巷》，重庆台的《雾都夜话》，让当地人倍感亲切。“这至少是对大多数中国电视语言的生硬、死板的叛逆！”

　　方言剧，能否越飞越高？

　　方言剧显然不仅仅满足于制造狂欢，“可观的经济收入”是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吸引大家拍摄、播放方言剧的主要原因。

　　昆明某影视公司的负责人王小涛说，方言电视剧低投入、高产出，通过打造系列短剧可以对整个电视台的电视剧经营起到支柱作用。“各省的系列短剧拍摄几乎在抢钱！”但方言电视剧的缺陷也是先天的：目光只盯住地方市场，总体质量不高，演员也以本地为主；缺少原创性也会严重限制它的发展，很多改编只是借用普通话剧本，或者剧作者来自外地，操作的就不是方言剧本。它的市场定位必然阻碍着方言剧迈向更高的平台。

　　云南艺术学院教师严程莹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并存是正常现象。方言影视作品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它既折射出地域文化不满现状、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也体现出地域文化的“中心化”意识，方言剧作为文化身份的标志之一，只要把握得当，必将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完）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3月31日表示，国家广电总局将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广播影视节目播出语言，非经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各级广播影视播出机构不得擅自开办使用方言播出的节目。胡占凡表示，广电总局一直很重视广播影视语言文字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