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确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临界点年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这类案件认定的关键在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体身份证据的审查，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边缘年龄”证据，即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属于“小于14周岁”、“大于等于14周岁而小于等于16周岁”、“大于16周岁而小于等于18周岁”和“大于18周岁”等四种情形。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生日的次日起算。该计算方法要求司法机关在取证时尽可能地追求“临界点年龄”，即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是小于、等于还是大于14、16、18岁三个临界点，当然要追求具体的日期，甚至是时、分。

　　一、准确确定临界点年龄，是立法、司法和现实的需要

　　1、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趋势要求高度重视此类犯罪。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成为与毒品犯罪相提并论的国际问题。如何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其身心特点等因素与成年人有实质的区别，犯罪的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中的又一特殊群体，世界各国司法界大都坚持与成年人犯罪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只有高度重视并探索有效的预防方法，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趋势。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的首要任务是准确确定临界点年龄。

　　2、法定的处罚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必须查清临界点年龄问题。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罚原则，在第二款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八种特定的罪才应当受到刑事追究。如果仅查清犯罪嫌疑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而没有查清属于“不满16周岁”的情况，那么犯罪嫌疑人触犯“八种特定罪”之外的犯罪就无从处理。

　　3、查清临界点年龄问题也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体现出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文关怀和特殊保护。如，高法于2006年1月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专门规定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检察机关对特殊情况的未成年人犯罪落实了“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原则；探索实行了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公诉方式改革。只有犯罪的未成年人才适用这个刑事政策，如查不清?缸锵右扇耸欠袷粲凇耙崖?4周岁不满18周岁”，就无法落实这个政策。

　　4、临界点年龄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目前，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办理中，困扰着司法实践的一个问题是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边缘年龄、临界点年龄问题。因种种复杂原因，在查证年龄时出现许多复杂情况，如果因临界点年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据没有达到证明的标准，将会导致案件证据瑕疵、证据漏洞、证据真假难以甄别，增加了退回补充侦查、延期审理等情况，甚至使案件无法及时处理下去。同时，如果司法机关不高度重视的话，很有可能导致无罪的人受到无辜的刑事追究，又有可能放纵有罪之人。这个难点问题要求司法界高度重视临界点年龄的证据调取、审查和固定，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审查把关工作机制，使案件证据形成链条，以确保案件质量。

　　二、如何准确确定临界点年龄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临界点年龄等身份证据关系到其程序适用、定罪量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在审查临界点年龄证据时，要遵循四个审查工作流程：

　　第一，坚持诉前讯问制度，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自述年龄的审查，发现疑点及时查证。犯罪嫌疑人自述年龄是指，犯罪嫌疑人向司法机关自行供述的年龄。在检察环节，我们要坚持诉前详细讯问制度，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出生的具体时间、属相、同龄人等细节。坚持起诉前详细讯问是十分重要的，可以通过讯问发现证据疑点，发现疑点及时查证。如习雨（化名）故意杀人案，仅凭案件证据，检察机关完全可以认定其作案时已经是23岁，但通过接触犯罪嫌疑人，他提出其实际年龄仅17岁，是为了想早日当兵，改了户口底册，并提供了同龄人，公诉人员与公安侦查人员一起复核其父母证言，并对同龄人进行调查，复核了村组老户口底册，查明了习作案时确实是17岁，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第二，全面审查证明方向，通过对公安机关提交证据存在问题的分析，力求证据的证明力。近几年，各地司法机关的案件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检察机关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何追求证据证明方向的一致性和更高的证明力，我们主要通过对公安机关提交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临界点年龄证据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是过分看重口供，缺乏理性的分析与思考。个别侦查人员仍然坚持口供是“证据之王”的错误思想，仍然依赖口供定案，如有的侦查人员在取得犯罪嫌疑人自述年龄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忽视了对其它相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有罪证据的收集；有的侦查人员虽然收集了其他相关的年龄证据，但在细节上下的功夫不够，影响了证据的证明力；有的侦查人员没有对讯问笔录进行审核，没有分析笔录之间的证明方向是否一致，没有找出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补充讯问，而是多次重复讯问；有的侦查人员根本就没有认真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辩解，甚至不予理睬。

　　二是重视程度不够，证据调取不全面。如广东省某市中院在办理被告人王某抢劫一案时，王某是外省籍人，按指控罪行其可能被判处死刑，但被告人的年龄证据在庭前一直没有移送。在庭审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是未成年人后，法庭当庭明确指出了该问题。经调查之后，又出现了前后两份不同年龄的证据，这使案件的审理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据该省法院领导介绍说，省法院在死刑案件的质量把关上一直是以对被告人身份证据问题为重点，不少审判人员就是因为发现身份证据存在问题而避免错杀，结果立了功。

　　三是证据固定不当。有的案件对同龄人年龄证据虽有及时提取，提取也比较全面，但却没有对犯罪嫌疑人具体的出生月份进行适当的固定，用其他证据进行“补强”，削弱了证据的证明力。我国刑法规定的周岁是指生日的次日才算满周岁，该计算方法也要求司法机关在取证时尽可能地追求到具体的日期，甚至是时、分。

　　第三，注重固定补强证据，通过密切配合排除证据疑点，避免翻供和证据突变而影响诉讼。因为种种复杂原因，证据内部和证据之间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这就需要补强证据去排除矛盾点。在司法实践中，最有力的补强证据是证人证言。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案件都能通过询问证人而了解到案件的相关情况，因此，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是一种最普遍、最广泛的证据来源。目前，有许多案件是侦查人员没有全面搜集证据，最初没有固定好证人证言，导致证据变化，增大了工作量。因此，公诉人员要严把证据质量关，除了要求公安机关在取证时注意固定证据外，在审查阶段也要审慎细查，密切配合，即时完善固定关键的证据材料，排除证据疑点，避免因翻供或证据伪变导致出现疑难案件。如在办理李一征（化名）强奸案件时，在法庭上其母亲说李征作案时不满14岁。公诉人面对这个涉及到罪与非罪的关键证据，立即建议延期审理。公诉人分析了证据突变的原因是侦查环节没有及时固定好证据，即决定与审判人员、侦查人员到李征的出生地漯河市郊区调查取证。在当地警方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最终查清了被告人母亲已经串通了证人和李征确实已满14周岁的事实，后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第四，充分利用技术手段，通过骨龄鉴定等高科技手段，以绝对的排他性来确定真实年龄。在实践中，确实存在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年龄无法查清，如犯罪嫌疑人是孤儿、流浪儿或被拐卖的儿童和“零口供”等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年龄证据的确难以查清，影响了正常的诉讼活动，这时必须借助高科技手段才能确定其真实年龄。如在办理指定管辖的张某抢劫一案时，张供述与户籍证明均证实张抢劫时已经18岁，可是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其母亲证明张松轩不满18岁，并提供了大量的证人证言，使办案人员难以查清其真实年龄。为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查明其真实年龄，检察机关决定采用技术手段去固定其年龄。经省政府指定的合法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希望。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

　　李玉军：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检察院

　　宋卫国：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

　　郭晓菊：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

　　来源:正义网

　　（责任编辑：奚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