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颐武教授文章中的“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等文字，引发了一些非议和指责。其实这些争议原本就不该发生，因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说“姚明、章子怡已胜过孔子”，仅仅是对中国通俗文化致力于向外传输的一个形象比拟。之所以出现这类误解，是因为质疑者误读和曲解的缘故。是由于专挑只言片语的断章取义、不及其余的罔顾整体，只看表面而未识内在逻辑联系所致。
对张颐武先生发表在《新周刊》上的文章哪怕只看一遍，都会感觉到质疑者的抨击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根本是在指鹿为马强加于人。仅对这句话的理解而言，有的确实存在着浮浅和认识“障碍”问题，因而硬是把比喻的字面义当作了实质而大加挞伐，以致闹出这等“乌龙摆尾”的笑料。看文章要兼顾整体全面解读，不能单挑出一、二句话来过度演绎发挥。如果张颐武只说了“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这一句而再无其它文字，遭到批判与谴责尚可理解。问题在于他前前后后还说了那么多话，而且从中确实得不出“章子怡强于孔子”这种结论。
首先，在张颐武文章里，姚明、章子怡被赋予中国大众文化代表的角色。张文重点之一是谈中国大众文化的输出，论及必须重视中国大众文化及其对外的传播辐射，此乃中国高端高雅文化输出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由于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也随之提升，于是产生了让外国来认知我们文化的需求，对外传播遂平添引力。姚明、章子怡可谓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娱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并且他们在客观上已经形成对世界的输出，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次，张颐武的“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其本意是要像重视孔子那样去重视以章子怡为代表的中国大众文化。由于传统、高端中国文化的严肃和深邃，对外传播起来的确较为困难和缓慢。相对而言，通俗的大众文化借助文娱体育这类喜闻乐见的形式，更容易输出和被接受而“先行”蔚成普及的态势。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惟有加速量的积累才可能有质的突破。此亦可算作前低后高、先易后难。正是设定“章子怡代表大众通俗文化”这个基点上，张颐武才呼吁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其真正涵义并非要大家去重视章子怡个人，而是关注她所形成的某种文化现象，重视以她为代表的中国大众文化的繁荣和输出。决不是“将章子怡和孔子并列”等偏执认识的那样。
另外，张颐武的“姚明、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只是作为我们在促进和推广中国大众文化、扩大其在世界上影响的一个比喻。姚明和章子怡在当今世界影响力的确超过了孔子，此毋庸置疑。且不说国外了，即便在国内知道并崇拜姚明、章子怡的人数，也远远地超过了知道孔子的人数；前二者的知名度同样大大地超过了后者。这种现象不足为奇，通俗的东西往往比高雅的东西更容易传播。日前央视“青歌”赛上一男选手不认得中国国旗，可是他却会唱歌。这也说明了现代娱乐方式较之历史传统、政治常识等更易于流行开来。当然，孔子在国外也已有一定影响，但迄今还很有限，尚需做更多工作去扩大孔子的影响力。而这又需要借助通俗的大众文化载体来实现，如张颐武所说的借鉴韩国《大长今》那样，努力实现我们高低端文化的结合与输出。
总而言之，看过张先生整个文章的人，并未感觉到是在褒高姚章、贬低孔子，而且很容易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可不必从一个前后呼应、有机联系的文章中抠出几句话，而置其余于不顾地任意曲解并罗织一个罪名强“栽”于人，再兀自向着这编造出来的“罪名”重炮猛轰。有的并未看到文章，仅仅依据道听途说或以讹传讹，便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抡棍乱打。尤为甚者竟然要求张颐武道歉。他又没错，道的什么歉？实属滑稽可笑之极！有关人士还是就此打住，继续指责下去只能是凸显出自身的意气用事和肤浅。张颐武的文章不掖不藏就摆在那儿，孰是孰非、黑耶白耶，有兴趣的尽可去推敲琢磨，它完全经得起人们和时间的检验。(作者：姜文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