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治的左右摇摆

　　“欧洲正在变红。”一则报道以夸大的口吻评论欧洲近来的政局。的确，在意大利，中左领导人取代了极右领导人，而在英国和法国，公务员和大学生也对政府不满。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源自一种政治乌托邦，而是由于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和就业率持续走低。在奉行福利政策多年而且政治和经济上一向稳定的欧洲，许多人突然发现自己的经济前景处于朝不保夕之中，他们开始把这种处境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就像被突然抛入陌生环境中的人总急切地寻找熟悉的路标一样，欧洲人试图从目前的不稳定状态回到“美好的过去”，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年轻人不用为毕业后的工作而苦恼，而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年人也可以靠退休金过上体面的生活。一句话，他们那时对未来有稳定的期待。如今，这一切似乎处于风雨飘摇中。

　　最先感受到这种危机的当然是低收入阶层和那些尚未进入职业市场的年轻人。他们构成了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松散而庞大的压力集团。他们对欧盟宪法投反对票，对本国政府提出的任何旨在改变80年代福利政策的计划提出抗议。

　　他们很容易把欧洲目前的处境归咎于90年代上台的那一代领导人，认为他们把事情搞糟了，于是就转而求助于中左政治家，指望他们能够使国家摆脱目前的危机。

　　中左政治家带来了某种希望，却无法兑现希望，于是，不满情绪还会再度流行，人们会要求左派上台。但左派除了以更激进的方式重提中左派的口号外，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因为任何改革都会伤及80年代的福利政策。既然中右派、中左派和左派的经济想象力都已枯竭，最后就该轮到右派和极右派来发挥他们的政治想象力了。

　　欧洲人一直谨防右派和极右派得势，因为它们让人联想到政治偏执狂，因为他们宁可把欧洲的处境解释为外来威胁，而不是欧洲自身的问题，即欧洲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不是因为欧洲人自己没准备好，而是外国人剥夺了他们的机会。

　　右派和极右派当然无力提出起死回生的经济主张，但他们善于把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煽动排外的政治狂热。他们会把所有不满情绪和关于外来威胁的道听途说一点点收集起来，丰富自己的政治话语库存，而他们非理性的政治动员对那些因看不到希望而不能理性看待欧洲问题的人们来说，是一支政治强心剂。

　　贝卢斯科尼下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将来某个时候比贝卢斯科尼更右的人物不会走上政治舞台。勒庞在等待这一天。程巍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