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眼观天之葛剑雄专栏
去年陈丹青辞去在清华大学的教职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认为陈丹青与清华大学都有教训吸取(2005年3月30日《新京报》)。最近读了《新京报》有关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杨杰被免职一事的详细报道，又产生了同样的看法。
近几年间，为了迅速提升本校的学术地位，填补学科或专业空白，或想取得重大突破，或要与兄弟单位一决高低，或企图跻身国际一流水准，或者就是为了达到某一不便明说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已经或正在引进“一流”、“顶尖”人才——从院士、国内外名牌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学科评议组成员，到学术新星、海归博士、青年才俊，给予的地位有副校长、院长、实验室主任、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导，至少也是教授或过度性的副教授，提供的条件则有数以百万以至千万元计的科研经费、数万至百万元的津贴或年薪、专用实验室、专车、秘书、助手、几房几厅的住房或购房津贴、安家费，甚至还包括家属子女的工作安排、代付对方的违约金、重制档案以及常人连想也想不到的优待，但对他们的期望或给他们定下的“军令状”、硬指标也迫切而具体——成为院士、获得国家大奖、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国际一流或国内领先、在NATURE或SCIENCE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若干篇文章，至少也要建成博士点，就差没有列入获得诺贝尔奖(或许也有而未公开)。而人才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许他们根本没有弄清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或许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当真，或许他们以为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总而言之，他们或接受了任命，或领取了薪水与津贴，或签订了协议。于是双方进入了蜜月时期，媒体的报道更使这一切都显得喜气洋洋，前程似锦。
此时即使有不识时务的方舟子们质疑或揭发，双方都会不予理睬，或者直截了当发表“辟谣声明”。例如2004年9月，当杨杰应聘就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时，校方曾在《解放日报》宣称是从全球招聘来的“掌门人”，并将引进“世界水平的团队”，在相关报道中称他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终身教授”。方舟子因没有从该校的网站上查到这位终身教授，并且只查到发表过两篇论文，因而在网上发难。现在事实证明，一方面杨杰在英文的履历表中只填写了TENURETRACK(终身制助理教授)的职称，并的确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另一方面他也将自己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由1998年误填为1993年。如果当初校方或杨杰本人正面回应方舟子，所谓杨杰“伪造履历”的真相早已大白，完全不必在一年多后再翻老账。但处于蜜月中的校方和杨杰都错过了最好的时机，直到最近杨杰本人才在布告栏中公布自己的资料。
现在杨杰被校方免职了，双方的说法却大相径庭。校方说他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却说另有隐情。校方认为没有义务向外界公布有关情况，我们自然应该尊重校方的权利。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前提下，更不应随意指责哪一方面。但从双方的分歧中，不禁要问一下:难道蜜月竟是建立在双方没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吗？校方聘任他、宣传他的时候，究竟有多少把握？而杨杰应聘时，对自己的责、权、利究竟是否明确？万一一方爽约，另一方又能采取什么措施？
但愿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例，但愿蜜月之后不是烦恼，否则不仅伤害了双方，还使中国的高校蒙羞，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