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贵元
3岁的郑博，仅仅因为不肯念一遍“1、2、3、4、5”这几个阿拉伯数字，就被自己的父母活活打死，酿成一场家庭惨剧。（4月19日《河南日报》和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引起所有的家庭、尤其是携家带口进城的“农民工家庭”对“家教”的重视和完美，《河南日报》的编辑以本能的责任意识，在报道这则消息时，以“农民工家庭教育亟
须关注”为题，向全社会发出了强烈的呐喊和呼唤。
报道中说，3岁的郑博是一朵“流动的花朵”，1岁时就随打工的父母从老家河南农村到浙江萧山。2005年12月24日晚6时左右，因为不肯多念一遍“1、2、3、4、5”这几个阿拉伯数字，竟然被其亲生父母打死。这在全国虽然不是“首例”，但类似的事件也确实为数不少。而且大都是“家庭暴力”、“棍棒教育”的牺牲品。它折射出当前农民工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直接威胁到“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隐患。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门槛的降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谋生创业。为避免出现“留守儿童”问题，许多农民工都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由于他们的父母把主要精力投入在“打工挣钱”上，并以孩子“不出事”为心理上的满足，可想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环境能像城市孩子那样“宽松舒适”吗？令人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工作性质和自身文化素质等多方面的局限，对孩子不能正确、科学地实施家教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难题。据分析，农民工进城一般都是生活贫困的缘故，因为他们深知农村的“苦”和城市的“富”，处于城乡差别的“自卑感”和羡慕城市生活，所以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望子成龙”更为心切，以图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命运。平时，只要孩子不听话，家教的手段靠“打骂”；只要学习成绩差，就拿“棍棒”来惩罚。有许多孩子为了躲避父母的暴力惩罚，被迫走上“外出”之路，还有的被护送回来又“逃走”、而且多次“逃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不仅给家庭带来了难以消失的阴影，也无形增大了社会负担。“留守儿童”的逐年增多与许多“家教不当”有直接的关系。
从郑博被父母活活打死这一惨剧中，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如何审视“农民工家教问题”，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棍棒教育”下的恶果再现，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让“科学施教”走进农民工家庭。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农民工家庭教育不能忽视和冷落，从思想上要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研究制定出台一些鼓励和约束农民工家庭开展“科学施教”的规定和规则，从政策法律的角度来抑制和消除“家庭暴力”和“棍棒教育”的不良行为，让儿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安全首先在家庭内部得以落实；二是教育、妇联、民政、劳动、基层社区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对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和成长情况，要摸清底数，掌握情况，有针对性地搞好家庭教育服务，千方百计为农民工家庭教育创造宽松条件，切不可有“顾不上”的“排外意识”，让农民工的子女与城市子女一样，真正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尤其是城市社区，应把关注农民工家庭教育列入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议程，视为责无旁贷的一件大事，经常组织开展以农民工家庭“关爱孩子”、“科学施教”为内容的大型宣传活动，也可以采取“上门走访”和“炕头宣教”的形式，或定期到工地和农民工居住地开设家庭教育讲座等形式，向农民工家庭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观。三是学校要与农民工家庭通力合作。可利用教师家访、定期召开家长座谈会、开办家长学校，进行专门培训，推广先进典型等方式，促进农民工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使家庭教育尽快步入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让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里能够舒心地学习，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