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索赔人人喊杀”的集体躁狂

　　古人为什么教导我们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不说“老鼠过街，人人打”。俺现在总算弄明白了，关键是只需动嘴，不用动手，还可以担一个正义的美名。“男子入室盗窃700元被民警枪击断腿，向警方索赔100万”（《现代金报》5月19日）的新闻，既然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那么是非曲直当由法庭判定。然而无数正义感爆棚的网友却杀气腾腾旌旗直指小偷。虽然话语不能杀人，但俺相信这么多的口水，足可淹死几只老鼠了。让人汗不敢出的语言暴力，实属蔚为大观，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分类：

　　一则曰，有前因才会出后果，作为小偷和劫犯，实施犯罪行动的时候就应该预计到自己被抓后的下场。可以预计到因为自己估计不足而造成的损失应该责任自负。给予赔偿，是对正义的亵渎，就是惩善扬恶，是拿纳税人的钱随意支配的腐败——这是高屋建瓴。

　　二则曰，小偷就是没权谈人权。法律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不是保护小偷的。要让犯罪的成本大于他的所得，这样才能减少犯罪。警察开枪有可能是不正确，但是打着了小偷，就是小偷活该——这是直抒胸臆直捣黄龙。如果今天赔了一个你，明天会有成千上万的新人加入偷窃的行列！——这是从后果论居安思危。

　　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小偷”这个暧昧名词，在正义的旗号下，所引来的集体躁狂现象之一。其实如果大家把稿子仔细看完的话，发表的评论也许会更理智些。从报道可知当地执法人员的执法程序的确存在疏漏，才会“同意”赔偿而要私了。那么大家举着的所谓正义的旗帜就很滑稽。

　　在犯罪学上有个名词叫做“非人格化”，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疾恶如仇的民族，社会舆论习惯于用敌我的关系对待危害社会的人群，公众投向犯罪人的目光，有如打量禽兽，习惯以“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罪人做出回应。这样的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以牺牲犯罪人的人格为代价的。虽然能起到暂时遏制犯罪的作用，但常常是非理性的，容易走向极端。人为的把大量原本不想与社会为敌的边缘群体推向犯罪的深渊，堵塞了犯罪人自新的道路。而在集体躁狂的氛围里，我们只能建议小偷今后身穿写有“只偷1000元以下，绝不伤人”醒目大字的衣服去“工作”，否则打死活该。

　　结网天下，雀无所逃

　　近代权术大师曾国藩说过：“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如今看来，银行也深谙此道，只不过他们是在强势的行政垄断庇护下，视普通消费者为“雀”转嫁风险肥一己之私——“五大行结成跨行查询收费‘6月同盟’，银行卡走入‘战略吞钱时代’”（新华网5月19日电）。

　　点钞费、小额存款保管费、银行卡年费……这张网编织得越来越紧密，消费者却只收获一个“未来提升服务质量”的空泛理由和远大前景。银行如此有恃无恐，关键在于把准了消费者的脉，正如专家所解读的：“尽管每次出台收费政策都引起广泛关注，但是真正政策实施之后，持卡人的态度比较平稳”。难道因为不满出台的政策以后就不用银行卡？或是为了几毛几块钱放下工作上街抗议？所谓的平稳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在5月21日第1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盲人夫妇10分钟内遭7辆公交车拒载”（《重庆晨报》5月19日）的新闻，引爆了众多网友的义愤。司乘人员对于拒载的解释：“没有人照顾你们，上来摔着了碰着了，我们赔不起！”潜台词很明显：“这不是拒载，更不是歧视，而是司乘人员正常的自我保护。”

　　古语有云：趋利避害，从经济学规避风险和自我保护的角度讲，这种思维方式很好理解。盲人乘车无人搀扶容易在刹车转弯时摔倒，这是个问题，一旦出事，买单的多半是公交公司。所以，他们宁可担骂名，也不愿让盲人上车。据悉，某些城市所出台的公交条例更是有明文规定：醉酒者、残疾人乘车要有人照顾。文中也写道：“如果没有人搀扶，一般车辆都不会停下来让他们坐。”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照顾，公交车是让他们坐的。只是这个“人”的界定实在费人思量：就只局限于醉酒者、残疾人的同伴？作为窗口行业，搀扶残疾人上下车是否应该是司乘人员的职责？退一步来说，难道不能让其他乘客让座？

　　所以，司乘人员对于拒载的解释看似振振有辞，但一点也不比同样打着规避风险旗号的银行“人道”。无论如何，自我保护不应该建立在损害别人转嫁风险的基础上，而这有赖于公共管理者所制定法规的进一步细化，其中又涉及到健全司乘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投诉的反馈机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