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劳动部门为退休高工待遇“把脉”（“关注退休高工待遇”第四札）

　　编者按：自4月26日本报刊发江苏一位退休高工的来信《关注“退休高工”的窘状》以来，这个话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报为此开设的热线电话和电子信箱，都收到不少读者的来电、来函（现摘要刊发如下）。昨日，本报记者近日专程采访了有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劳动部门的负责人，请他们为退休高工的待遇把脉指点。

　　电话传音 吁求政府真正关心我们

　　赵巧娣，今年53岁，一年半前从苏州一家企业技术管理岗位（中级职称）内退。

　　我的工资现在是587元，跟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没法比。我现在住在一所高校的家属院里，楼道里大部分是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他们的退休工资基本上都在2000元左右，福利也好得不得了。而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你们能关注到这个问题，关注到我们这个特殊的群体，我真是太高兴了。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感谢你们，也吁求政府真正关心我们这些人。

　　齐（音）先生，南京市建设公司职工医院的副主任医师，1999年退休。

　　我于1968年从南京医学院6年制毕业，分到国家建工部工作，后来服从安排调整到南京市建设公司——我们那一批有十几个人。我的工资一直都没有超过1000元，其他退休稍晚的可能会多一些。我认为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家单位的问题，这是国家政策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属于政策不到位的一种表现——因为问题具有普遍性，不过这也只能说说而已，不知道何时才能改变。

　　专家访谈 体制漏洞才是“罪魁祸首”

　　江苏省政协委员章清：我认为，这是个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这些知识分子什么“好事”都赶上了，上山下乡、下放到厂矿企业，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企业和社会。现在，他们虽然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忘记他们。试想，如果不能为这些对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同志解决好待遇问题，以后还会有技术人员到企业安心工作吗？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应该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力争在法律上为他们提供保护。为什么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会存在？主要是我们一些制度的制定都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的存在，就会造成一些不合理事实的出现。如果社会上出现了太多的不合理现象，就会使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大，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南京市人大代表王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导就能解决的。在企业工作的上世纪50年代的本科生退休后有时还比不过同企业的普通工人。因为工龄这个硬杠杠确实把企业的知识分子限制住了。就拿现在的医保来说，由于我们还在摸索阶段，难免会有一些漏洞被人钻。比如有些人就会小病大养，把真正的危重病人急需救助的资源给占用了。有专家说，如果我们的医保不严格控制的话，就会被这些钻空子的人拖垮。这就是属于我们体制上的漏洞。

　　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某部门负责人王先生（尊采访对象要求，隐去该部门及个人的名称）：作为一个具体的管理部门，我们暂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也拿不出具体的执行意见。因为现在企业的

　　本报记者 木 木 高明勇

　　网上互动 想当年我也是北大的……

　　编辑同志：

　　首先感谢《江南时报》为我们弱者提供一个说话的平台。

　　想当初我们参加工作时，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转正后是行政22级，工资基本上全国是一致的，地区差异是有的，而单位差异却很小，无论是在工厂、农村（五七干校），工资是不变的。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工厂的职工，包括大学生的工资就越来越不如

　　而我们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高工——我是1990年退休的高工，目前“内退”工资仅648元，当然我也不会去专门找上级部门反映，因此我估计也不可能改善。人何以堪？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我的侄子没有上大学，在老家当电工，他的年收入却是我的几倍，我的同学无论是民办老师，还是工人，都比我们高。想当初我考上

　　原籍江苏的内退高级工程师ｚｙｊｉａｎ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