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犯科记者悲哀的由来(叶治安)

　　四家报社记者站的记者违法，被举国共讨之，声名狼藉不算，还得受牢狱之苦。虽说这是咎由自取，但作为同道，“鄙夷愤慨”之余，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怜悯的。因为我知道，那几位编内的和编外的同行，除了贪财丧志、自取其辱的浅层原因之外，一定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内涵，而这“内涵”对于业外人士来说，是云里雾里，混沌一片的。

　　实际上，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下，绝大多数亚主流和非主流的媒体都像社会

　　但直到现在，我仍臆测那几位同行犯律，不排除还有另一种客观上的原因。

　　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和历史沿革的缘故，我们现有媒体领导层的形成，大都是一种政府一手操办的行政行为。所以，在这批“新闻从业人员”的理念中，他们是把自己和“政府官员”划等号的。严格地说，他们不是那种有热情、有真情、有思想、有理想，真正意义上的报人或者说是“新闻从业人员”，他们今天占着一个坑，完全是为了解决个人和家庭的“口粮问题”。即便是由于社会变革的冲击，而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客观现实——媒体运作得溶入和服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但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是根本不想和“商人”并列为伍的。他们之所以每天也要为“经济”操劳，那是因为迫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生计所至。如果像早些年那样能得到足够的皇粮供给，他们绝对会安安心心、平平稳稳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会节外生枝的。

　　正是由于存在一个无法突破的“经济瓶颈”和一批在思维理念上“以官为本”的媒体掌门人，所以在很多亚主流和非主流媒体就出现了“逼良为娼”的现象，而这种“逼”的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记者编辑的“身肩二职”——采编和创收。由于很多媒体都实行这“二职”和个人收入直接挂钩，所以，好多记者编辑们就“脱下长衫”，用各种手法去完成“二职”中的后者。虽国家和党的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但根本不起成效，其关键就在于人们不懂或者说没厘清媒体在今天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我想那四位同行所在的报社机制多半也是不脱上述窠臼，而这样的报社所设立的记者站，其人员的主业不是采编，而是创收，更要为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辛劳奔波，而在这解决过程中，“师出正道”的和“旁门左道”的，乃至“歪门邪道”的，都一起上阵了，悲剧由此而来！我这样说绝非为那些报社和记者编辑们辩解，我只是想说明，从获“嗟来之食”发展到“巧取豪夺”，是离不开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培养和逼迫”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所以，当我们在鞭挞和贬斥“新闻队伍中的败类”的同时，不能忘了对自身缺陷的反省和改正，责他是容易的，也是快乐的，但自责却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而对于我们这个国度来说，现在更重要的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