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才能解决宗族问题

　　媒体思想之唐昊专栏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江西万载县丁、龙两姓因墓地纠纷险些引发宗族械斗，全因当地政府反应迅速方得避免。此后，万载县委、县政府开始多管齐下，取缔“已对基层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成重大威胁”的宗族组织，同时清理查禁全县的宗族祠堂。政府用行政权力硬性打击日渐抬头的宗族势力，在该地引起很大震动。

　　如何看待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宗族复兴？如何正确处理宗族问题？这些都是农村治理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宗族问题对中国人的影响贯穿了数千年的文明史，解决宗族问题也必然要回溯以往。

　　所谓宗族、家族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在宗族内部是按血缘辈分划分等级，族长、家长可以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家规对宗族内成员进行控制。宗族对个人负有责任，如救济族中的鳏寡孤独、扶助贫家子弟读书等；个人对家族也负有责任，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宗族不但是传统中国人的实体意义上的家，更是其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属。它们是无助的个体面对专制权力时最后的避难所。

　　因为宗族相对于专制权力的这种独立性，历代统治者都试图运用行政权力来消弭家族的影响力——这是最简单、最直接，最后也被证明收效不大的方法:古代社会，犯下最严重罪过的臣民，所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便是“诛九族”；对于进行政治反抗的家族，更是要把它连根拔起。专制权力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家族的势力仍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我们很难想象单纯凭借行政手段就能够压制这种千年不灭的力量。

　　同时，凡存在者，必有其理由。宗族的存在和复兴，实际上也是为满足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政治学者认为，宗族内部所蕴涵的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和稳定性等基质与中国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的需求，能够调整乡村社会关系及达到社会秩序稳定。

　　现时代的农村，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出和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推行，家庭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而在家庭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在政治层面，如果强制性的国家权力退出基层治理而村民自治又遇到困难，农村缺乏基层组织的手段，这就为宗族势力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在江西宗族互斗事件中，当地领导也承认，“基层政府确实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无法满足群众的愿望，宗族组织填补了这份空白。”这也是县委在打击宗族派性的同时，对干部进行整风的原因。

　　中国古代政府与家族斗争的千年历史已经证明了，面对因应农村社会现实而生长起来的宗族势力，单纯用行政权力去限制只能收效于一时，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亦难收其功。因为家族问题，说到底不是一个宗族复兴、封建势力死灰复燃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行政权力失控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城市化不足的问题。

　　宗族代表的是一种比熟人社会更加原始的血缘社会，它只能在旧的社会结构比较完整的农村生长。我们注意到，凡是发生宗族械斗、宗族势力操控选举的地方大多是在社会经济、文化均比较落后的农村。相比较而言，城市是一个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的场所。血缘关系、宗族势力都被冲淡，而行政管制也更方便。宗族势力在城市中是不可能有大的影响的。宗族势力的复兴说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缓慢。缓慢的原因到今天看来也很清楚:城乡户籍制度、二元分割的城乡经济、工农业剪刀差、农村土地制度等等。这种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做法，是农民无法成长为市民、农村无法现代化的直接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人为造成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其初衷之一恰恰是为了维护城市和农村的稳定和秩序。

　　因此，只要农民仍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只要我们继续人为地阻止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那么，可想而知，包括宗族势力在内的旧势力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负面、落后的力量仍会层出不穷，决不会因为行政权力的打压就会被轻易根绝。惟有现代化、城市化才能解决这些由前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作者系《市民》杂志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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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