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之路

　　精彩书摘

　　我的初恋

　　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爱情。张生和崔莺莺有惊艳和幽会。而我那个时期，我知道的是苏菲娅、喀秋莎，刑场上的婚礼，绝命书……每当我想起瑞芳，我想到的是她从小革命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风，是歌。我才刚往追求瑞芳上动了一下念头，忽地呼呼地，大风、飓风、龙卷风吹得我离了地，在天空逡巡，城市和乡村，星辰和山河都在我身旁旋转。我唱:“我曾漫游过整个宇宙/找不到一个爱人/如今在我的故国/爱情在向我召唤……”我唱“我的歌声飞过海洋/爱人啊你别悲伤/国家派我们到海洋/要掀起惊天风浪……”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革命歌曲里头基本不唱爱情。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团校毕业时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从台侧走了出来，各个聚光灯打开，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说好了，毛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点手势，有时背起手，有时摇一下手，有时往远处看，有时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当雄伟，沉著，庄重，每个姿势与动作都有风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个领袖人物真难呀，置身于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定格造型，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个考验，普通人，那么一站，多么紧张，多么尴尬，而主席好像已经惯了，他举止自信而且有“派”。

　　我与田家英的一段往事

　　最难忘的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续讲，讲到深夜。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他对自己的讲话的珍爱与从分析中获得的快乐。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讲得如此滔滔不绝，大雨倾盆，全面灌输，耳不暇闻，一口气居然讲了六七个小时，除了中间吃晚饭外，连课间休息也没有，更没有什么互动、问答、讨论、质疑。我在晚九时后递了一个条子:“请掌握时间”。那个时候听讲是可以递条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师拿起了并宣读了这个条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身旁的教务处领导表示“放开讲、放开讲”，他也丝毫不加收敛地继续洋洋洒洒地讲了下去。

　　田家英不是一般人物，他有学问，有才华，爱思索，有创意，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话语爆炸与思维加速的状态……

　　父母离婚我主持

　　母亲提出每月50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50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20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30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然而这种状况有时候让我痛苦、无奈直到愤慨。为什么我从十来岁就要背起自己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还有上一代人的种种重担！

　　为什么“不要打棍子”

　　没有挽救我的命运

　　主席说，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但是到了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伦敦给我盖帽子：

　　“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

　　毛主席说了作者(我)有文才。当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来。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将此作收入到意识形态挂帅的《苦果》(1958年出版于伦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中的时候，在反共主义的激动中仍然没有忘记说了一下:王蒙的小说有一种Differentstyle——不同的风格。是不同啊。比较一下那一年与王常常被同时提起的发表了影响甚大的“揭露阴暗面”特写的另一位写作人吧，与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极端对立，一念之差换转过来就万事大吉的对于生活的审理与判断相比较，或者哪怕是与苏联的奥维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么地不同啊。

　　我的忏悔录:

　　倒戈批判“丁陈反党集团”

　　我被邀参加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我惊呆了，我惊异于为了批丁玲先从陈企霞的男女关系问题入手，发动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陈企霞。怎么是这样的手段？

　　我始终记得骨瘦如柴的邵荃麟的自问自答。他说，也许有人会问，毁损一个丁玲这样的老作家大作家是否应该，他回答说，越是大作家革命的作家党员作家越是要接受党的挽救。我又为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而自得。我感觉到风浪来了，考验来了。

　　如今，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的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他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说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却被吹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还在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

　　文革悲喜录

　　麻烦在于维语的“万岁”的说法是“亚夏松”，而“打倒”的说法是“哟卡松”，略有相近。我亲耳听到在批判邓拓大会上喊口号时，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毛拉·库图洛克把该喊万岁亚夏松的地方喊成打倒哟卡松。急得大队书记阿西穆面红耳赤，连忙竭尽全力用正确的口号把他的错误叫喊压下去。还好，在厚道的伊犁农村，没有人抓辫子整人。人们宁可非礼勿闻，谁也没听见。大家明白，如果谁也没有听见，那么谁听见了就说明谁思想反动。

　　摘编/李贺

　　图:

　　王蒙与维吾尔农民。

　　1957年王蒙、崔瑞芳结婚照。

　　颐和园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