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台红旗牌缝纫机，它最少比我大两岁，因为据说它是父母结婚时收到的最贵重礼物，那是1981年的事情了，而我是在1983年出生的。它一直都在我家，从低矮的茅屋到宽敞的平楼，二十几年，一针一线，多少温暖如春的爱被母亲这样缝到了我们身上！也许只有它知道。
这是一首歌，简单的几个音符串成一首悠悠柔柔的曲子，在斜阳软软的午后，或者
在安祥静谧的晚上，我坐在微有凉意的红泥地板上玩着玻璃球，或者半醒半寐地躺在木板床上，咣，咣，得、得、得，咔，咣，咣……母亲坐在那把“ｈ”字形老椅上，一只脚搁在椅子下面的横条上，一只脚有节奏地踩着缝纫机的踏板，左手轻轻放在缝纫机的制动轮上，右手慢慢地拉着针头下的旧衣服，她的神情，是那么专注，那么投入。毫无疑问，母亲是不懂音乐的，她只念过小学，70年代的乡镇小学，她更没想到，有时候在我看来，她用缝纫机演奏出来的，是一首动听的歌。
每年春节前的几天里，缝纫机一般都很忙，它有可能从晚上九点多钟转到深夜十一点多。破了的衣物必须在过年前缝补好，这是家乡的一种风俗。那段时间的农事本来就多，要收番薯、种甘蔗、翻松耕地等等，所以母亲只有在晚上才能坐到缝纫机前，全家七口人的坏衣、破裤、窟窿袜，再加上不会用缝纫机的三婶抱过来的一捆，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小山，立在了母亲面前。一条一条地，母亲把它们从一把椅子里移到另一把椅子里。在她埋着头和缝纫机一起不知疲倦地转着的时候，我们在酣睡中做了一个又一个美梦。
有时我会想，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拿着我们那些不止一次被她缝补过的衣服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歉疚，身为母亲，当儿女们的衣服因为穿得太久而破敝时，不是去给我们买一件新的，而是一再用缝纫机打上补丁，所以她一定会带着歉意的；严肃，因为她要思考让针线朝哪个方向走，才可以让补丁打得最隐蔽、最好看，只有这样我们穿起来的感觉才会好一点，最少也能够接受，所以她会是严肃、认真的；甜蜜，当她看着手上的旧衣服时，应该会回忆一些关于我们成长的事情来，一个旧补丁的背后可能就是我们一个滑稽可笑的表情，当然，她的甜蜜更多是来自于父亲穿的衣服，因为她不用对父亲也怀有歉意，有的只是一份朴素而深厚的感情。我猜，这就是全部的答案。
很久没穿带补丁的衣服了，不过，每次回家时，所看到的红旗牌缝纫机，依然被母亲擦得干净而锃亮。
邓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