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爽歪歪”关进现代文字狱

　　崔健有一句经典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确，这个时代，除了科技与经济的日新月异，连吃饭上厕所说话谈恋爱都玩出了不少新花样。拿说话来讲吧，今天的人们为了掩饰某种不文明的称谓，便拿过去文明的词儿来表达，如，将上厕所称为方便，将卖淫女称为小姐等。看上去，这或许是因为现代人变得越来越有修养了，智商也大大地提高了，语言充满了想象力。

　　但是，想象力过于丰富也会带来副作用，想象力本来是现代文明的助推器，由于少数人用力过猛，反而使文明显示出倒退的迹象。“娃哈哈广告语引争议，‘爽歪歪’被指属淫秽用语”（《北京晨报》5月20日）的语言风波似乎就是思维用力过猛所导致的。想想看，为什么中国语言最容易引出口舌之争，盖因汉语之博大精深矣！过去，有人因善玩文字而平步青云，有人因弄巧成拙而脑袋搬家。于是，文字狱便成了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文化旧景观。

　　关于古代文字狱，清朝有个很经典的事例：翰林徐骏，一日临窗阅读，有风拂来，书页翻动，引发徐翰林灵感，即兴吟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怎知隔墙有耳，被告至清廷，清廷认为徐在嘲讽执政者野蛮没文化，将其斩首。可见，作为古代文化管理的一项措施，文字狱不可能带来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是相反。今天，“爽歪歪”的语义被曲解，使我想起了徐骏事件中的隔墙之耳。因为耳朵听觉的不同，所理解的含义自然也不同，“爽歪歪”之所以被理解为淫秽用语，大概也因为理解者的听觉充满了某种暧昧。

　　在国家标准语言中，“爽”这个词是形容“痛快、舒服”等感受的，并无其他意义。有人很不喜欢广告语中的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在描述性爱感受时，很喜欢用这个词。当然，也有一位姓王的北大教授大言不惭地称，这个词在老早的闽南方言中是形容性爱感受的，因此用在广告中不妥。这些反应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老早前的方言能否拿到现代说事儿？闽南地区人民难道就不学习标准语文？词语一旦在口头另有理解，书面的释义就应当作废？当小姐、先生等词语被口头赋予另外的含义，我看这些词语在正规场合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并没有听说过有人因被称为小姐先生而将对方饱揍一顿。

　　在我看来，现代版文字狱的出现，与人们的浮躁与急功近利思想密切相关。有人将自身经历与某部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对号入座，而打官司索赔；有人在相声作品中拿某位主持人的名字开了个玩笑，便被这位主持人告上公堂。这些都是现代版文字狱的一种表现。“爽歪歪”被少数人关进文字狱，除了展示自己的语言暴力，我看同样不会有其他什么收获！

　　法官的救济不宜提倡

　　法官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向来是严肃而冷冰冰的，因此，“法官掏钱替残疾老汉立案，称不忍看到穷人打不起官司”（《京华时报》5月20日）新闻中的孙茹贤法官尽管做了好人好事，但还是有部分人不领情。原因大致是：区区50元的立案费竟然被渲染得人尽皆知，被救助老汉竟然被哄得痛哭流涕：“我打完官司把房子卖了也要报答您！”莫非法官拿出的是美元不成？此举有作秀嫌疑。

　　当然，作秀的评价是没有意义的。就算孙法官作秀了，其正面作用不可抹杀。如，她的行为让穷人受了益，而不是装穷的人；她树立了法官人性化的形象，而不是某些地产商式的缺人性。因此，出于对社会正气的良好期待，我也愿意相信孙法官的举动是没有私心杂念的。但是，真情也好，作秀也罢，孙法官的这一行为却不值得提倡。

　　穷人没钱打官司，提供救济的对象显然应当是政府，而不是个人。这方面，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有具体的规定，法官应当清楚无误。假如由法官个人对当事人一方提供资金帮助，可能会带来执法公平方面的争议，法官应当尽量避免。

　　假如法官的救助是穷人实现诉讼的唯一途径，那么，这可能暴露出我国法律援助对穷人救济的不力。这时候，法官个人的救济确实可以实现穷人的维权诉求，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出现。因为，政府法律援助工作的窟窿不能总是靠个人来填补，而应当提倡政府自身早日完善。所以，法官一救助，显得穷人更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