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的青春叛逆

　　李咏出生于新疆，祖籍在山东，正好是中国版图上的东西两端。在新疆出生，也在新疆长大，李咏与山东并没有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即使是在日后的升学，抑或工作，辗转于各种表格之中，在籍贯一栏上，李咏也总是填上新疆，而不是山东。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新中国的国家观念教育，从山东到新疆，或许并不算是一种漂泊。虽然如此，并不表示

　　“我18岁去北京念书之前，连乌市都没出过。更别说什么去游览吐鲁番、敦煌、天池等名胜了。”

　　“我爸我妈1958年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就去支边了。我们家的生活还是比较稳当幸福的，父母是很传统的人，我还有俩姐姐，家里人都很疼爱我，我呢，内心的想法可能就比较各色。”也许正是一种“稳当幸福”的环境，使他觉得周遭的空气变得凝滞，生出了逃离的念头，在“传统”与“稳当”之间背叛出去，寻找一个新鲜的环境、一个出口。

　　这种沉默与孤独具备了艺术家的某些品质，因为在孤独与沉默之中，人的内心沉潜进最深处，达到一种想象的自由飞扬。

　　上中学时当上了“官儿”

　　“上中学的时候我沉默寡言，跟谁都说不上话，心里说不出的烦，所以大多数业余时间都在画画，整本整本地画素描、速写、水彩、水粉，后来还画油画。我爸倒是早就看出我对画画感兴趣，(因为据他说，小时候第一次带我看京剧《十五贯》，回家我就画了一夜乌纱帽)，就带我去跟一位很好的老师按专业的方式学画。”

　　一个念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千变万化的，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选择的可能结果，但不能确定它就会成为现实。最后放弃画家梦的李咏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他具备了成为一名主持人必要却又不充分的条件，矛盾，用在李咏身上再贴切不过，李咏本身就是个很大的矛盾体。

　　即使后来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李咏也经常在周末的时间去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这是一种爱好的抒发，也仿佛是一种对过去时光的怀念，一种依依不舍。工作之后，失去了读书那种单纯的环境，工作忙碌，杂事也多，要重拾过去的绘画爱好，没有时间，也丢了心情。

　　艺术陶冶人的心境，绘画需要凝神，需要静心，需要捕捉灵感，在一丝一毫中萌发神来之笔，一笔一画都是功夫。虽然已经失去了成为一名画家的缘分，但如果有机会，他很喜欢重拾绘画带来的那种快乐。“一次我们《非常6＋1》剧组去一个建筑设计院寻找一位选手，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画人体画，我本来喜欢国画，所以和那位老师聊天聊得很投机，我们一聊就聊了一个多小时呢！虽然我现在不能画了，但我觉得画画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它对我的审美、穿着、思考都有指导作用的。”

　　正因为会画画的缘故，李咏意外地当上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职位不低。当时他还只是高一的学生，自认为沉默寡言的李咏很难想到他担任的竟然是以宣传为己任的宣传部长。

　　这个“干部工作”，同样意外地使他与广播、主持产生了联系。

　　“当宣传部长的第二年，我又负责在学校广播站念稿。运动会上稿儿最多，一般都是这样的:‘初三(2)班来稿:同学们，看呐！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了起跑线，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哇，加油，加油，加油！’”

　　宣传部长的工作虽然简单，却同样是一种历练，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启发，以及机会。“说来真是巧，我们学校有一个教音乐的老师，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的还是花腔女高音。你想她满腔的抱负，却在一个职工子弟中学教书，当然是不得志，于是整天支棱着耳朵寻找可造之材，以传承自己的艺术。在听到广播站喊‘加油’的时候，她觉得我嗓子不错，就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声带，然后就教我。她让我听帕瓦罗蒂、多明戈，给我讲《茶花女》，还每天下午让我站在洒满阳光的窗前，拿个带子勒住我的小腹，听我发声。她一边听，一边细细观察我喉结的运动，是升了还是坠了，那个情景简直像一幅画儿一样，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后来做扩展音域训练时，我爬音爬得很快，到高三时我已经唱到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课程了。老师非常兴奋，一心想把我培养成男高音，送进中央音乐学院，不过最后，我上了广播学院而不是音乐学院，我的老师，她流泪了……”

　　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本来，父亲原本给他取名叫作“李勇”，在那个时代，勇敢的“勇”代表了激情和时髦，但是后来，却改为咏，歌咏、咏叹调、咏物诗，李勇变成了一个更温柔的“李咏”，与旋律、声音和节奏发生了联系。

　　在李咏的经历中，总是充满了阴差阳错，读完高一，学校便开始分文科与理科，因为喜欢物理课，李咏选择了理科，但是到了高三下学期，离高考只有几个月时间的时候，李咏决定转读文科班，但这样他的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的成绩令人担忧，据说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他的这几门科目鲜少能及格。

　　但更戏剧性的变化也随这样的阴差阳错而到来，他偶然地喜欢上了绘画，因为绘画而被选中入选学生会宣传部，因为担任宣传部长而走上学校的广播站，后被音乐老师看中立志栽培。但他最终却没能成为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苦闷的生活状态使他有了逃离的念头，还是一种想要逃离的固执想法使他更加认为生活是苦闷而无聊的。在李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非一个事事顺利的孩子，和其他叛逆的孩子一样，他同样让父母、老师操心:“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生活状态从表面上看还是基本正常的，也天天背个书包去上学，但心里特别苦闷，跟父母关系紧张，跟老师关系也紧张。老师跟我爸说:‘这孩子啊，不是个优秀的学生，但是挺聪明的，你们好好培养啊，他一定有出息，如果放而弃之的话，他可能对社会有危害。’那时候也真神了，上课时有人说话，老师为了维持纪律说:‘谁不想上课了？’说话的人都安静下来了，一个字都没说的我却举起手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站起来就走。还有一次期末考试，没有任何原因我就不去考了，最后教务主任找到我们家来了……这些事现在想起来我后背都出冷汗，那时候我怎么就那么又倔又逆反呢？”

　　A型血，金牛座，据说有着对细节的执著，这种讲究，有时可以就是所谓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固执”。虽然他自己说过并不相信星座或者血型之类的说法，但是每当他描述、观察自己的性格的时候，却总是搬出这句话:“我是A型血的金牛座。”在星座爱好者的眼中，A型血的细腻品质，一部分地掩盖了金牛座性格慵懒的缺点，但其实，这种所谓的慵懒的性格，换一种理解方式可能更加恰当，那就是对舒适、安闲的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在人生态度上的淡泊、随意。

　　“我如果有了什么想法，那一定是经过了仔细考量的，所以一定要让我试一试。不要试图说服我别做什么，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试了，失败了，那我也认了。”

　　李咏说自己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并且固执得不听别人的劝告，即使吃了亏，撞了南墙，照样朝另一个南墙撞去。

　　在倔强和逆反之外，是温柔的不忍之心，自童年开始想要逃离的想法萦绕在心间，但他到最后却没有走出疼爱的父母襁褓，依然回到家，回到学校，酝酿一个温和的合理的逃离。这个机会随着高考的来临而到来。

　　阴差阳错进北广

　　1987年，李咏将要参加高考。由于高中成绩并不如意，而当时一个要好的同学的母亲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她觉得李咏的外形和天分不错，既然文化成绩不甚了了，不如另谋他途，于是劝说他去考上海戏剧学院，李咏欣然接受。这个同学的母亲于是成了他的老师，开始为他上课，做一些基本的训练；而同时她又给李咏找了一个进行朗读训练的老师，这个老师觉得他嗓音条件也不错，而他本人是毕业于广播学院的，于是又给李咏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议，建议他去考广院。

　　上院与广院并非鱼与熊掌的关系，李咏左右为难，而自己对将来要学什么专业也没有清晰的想法，于是也含糊地答应了。据说这位老师爱才心切，在时间很紧张的时候，自己掏了5块钱为李咏报了名，李咏成为广院新疆考区的最后一拨招生考试的最后一名考生。

　　实际上，李咏不但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的考试，同时也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考试，最后，上海戏剧学院的通知先于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邮递到他家，但由于家里人的坚决反对，认为进了上海戏剧学院，以后就只是个话剧演员，这没有什么前途，李咏听从家里的意见，幸亏这时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也邮递到家，才使他免得第二次高考。

　　“当初如果不上广院的播音系，就不会有今天，也许会在某个剧团里跑着龙套。但是，谁又知道呢，也许我在话剧领域里取得成功，更大的成功？这些事情不好说。”一念之间就蕴涵着无数的可能，成功与失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对于这个选择，李咏并未感到一丝庆幸。

　　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拿到了，李咏终于实现少年时代想要逃离的梦想，走出了他从未离开过的新疆，来到北京。

　　(摘自《非常李咏》刘琼雄楼河著京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