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国民精神保守与行为痼疾

　　世界上最沉重的保守，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了永远做不到。

　　常听买车的朋友们自嘲：没买车的时候，“自由自在”地穿过马路，常对呼啸而过的汽车横眉怒对；买了车之后，则对冷不丁窜出横过马路的人横眉怒对。其实他们还忽略了一点，当他们步行横过马路之时，也还照样乱穿不误。

　　这就是国民行为的惯性，这就是国民精神的惰性。我们很想说这是一件小事，也很想一笑了之，但偏偏就笑不出来。

　　5月21日晚，民工金可艾横穿长沙五一大道，被一台小轿车撞飞20余米，当场死亡。与此同时，与他一起的其他5名工友，自离出事地点200米的湘江一桥东端地下通道穿过马路，安全到达五一新干线楼下。“200米是他(金可艾)生与死的距离”。

　　这还不是悲剧的全部，就在事发的半个小时后，离事发地点不过5米处，在死者未干的血迹面前，记者观察，就有8名路人横穿马路。悲剧的悲哀，就是我们不再以为主角是我们自己。

　　一直以来，对于交通事故中的行为失范，媒体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北京某媒体曾在繁华路段的天桥上装摄像镜头，拍到行人翻越栅栏而被车辆撞得血肉横飞的真实场面，令人唏嘘不已。我们也找到了这样一组数据：2004年8月至2005年8月，长沙市因行人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有686起，其中因行人违法横穿车行道、跨越隔离设施导致交通事故死亡者38人，伤98人。

　　在这样的真实场景和数据面前，教育与警示面对的是铁一样的沉默与铁一样的精神保守，几乎成了一种另类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为有不死的侥幸而无视安全直至勇于蹈于死地，因为行为没有任何道德的负疚直至轻生命如鸿毛而不觉，当13亿人都不自觉地这么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民族精神的缺陷与行为的缺陷，这就是由精神失范所导致的行为失范。

　　也就在本月，上海市公安局推出“便衣交通协管拍乱穿马路者将照片示众”的措施。这一措施引发了众多争议，论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措施本身是否适当之上，诸如“保护隐私”、“示众不妥”，而忽略了如何遏制乱穿马路这一本体。事实上，在教育与警示天然失效之后，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而乱穿马路未必不是比无视隐私与示众更深层次的文明失范。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如果在中国，“横穿马路”这样一个基本行为都要屡屡流血，那我们怎么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谈“保护隐私”与“示众不妥”？乱穿马路的悲剧根源在于我们对于与利益无直接关系的规则的无视，我们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可能更多的是实利原则，而不是道德和法律。

　　每有从国外归来者，总要言中外之差别。谈得最多的，可能就是中外之人对于规则遵守与对于程序尊重的不同了。西方人在车过人行道时，总要缓缓而行，出于对生命的绝对尊重；日本人在堵车与路遇红灯时，即使排成再长的队伍，也不会越过路的中线到另一侧，绝不会插队与抢道。这就是结果的差别，这就是行为的差别，你若问为什么，每个人都答得出来；你若问为什么中国人就是做不到，恐怕没有什么回答可以让人满意。

　　可是，我们终究要找到回答，从医治精神失范，直到医治国民的行为痼疾——因为我们的精神保守就是明知错了，也不肯作出一点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