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休本是寻常事，谁让它变得不寻常

　　虚拟@现实之十年砍柴专栏

　　深圳市的旅游局局长池雄标以身体的原因向组织提出辞职。52岁、经济特区、重要部门、正局级干部、主动辞职，这些关键词叠加在一起，在今日中国引起舆论广泛议论和猜测是正常的，就如去年某地公安局长因家境贫困享受补助一样，人们太相信官位的含金量，以寻常的心态去揣测，官员贫穷或者主动弃官肯定背后有某种不便明说的因素。

　　主动辞官搁在古代叫“乞休”，一点也不稀奇，史书上高官主动扔掉纱帽的事比比皆是。明代万历朝的礼部尚书冯琦，上疏十六次要求退休回家休养，未被皇帝批准，最后死在任上，年仅四十六岁。古代辞官的理由很多，有年老不能视事而乞骸骨归；有以身体原因要求回家休养；有以回家奉养年迈的双亲以尽孝道；有的理由今天看起来更不可思议，如张翰以秋风起思念故乡的鲈鱼莼菜而归田。

　　官员在上疏中种种声明的理由未必是真正辞官不做的原因，他们有些是因为对宦海浮沉感到厌倦；有的是因为受到政敌攻击以辞官证明清白；有的是对朝局感到失望。比如万历朝包括冯琦在内的许多官员，辞官的真正原因是万历帝久居深宫，不见众臣，委任太监四处征税开矿，做臣子的苦谏不听，只好提出辞官。

　　在传统中国，“学而优则仕”，“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出仕是一个男人实现人生价值最理想的方式，一顶乌纱帽，寄托着多少人的梦想:权力、金钱、光宗耀祖等等。可是即使当官这般有甜头，照样前仆后继有官员乞休，人们也对辞官并不感到大惊小怪。这说明中国古人的心态其实比较开放，虽然大家都明白做官好，可一旦有某种行当如讲学授徒、当富家翁比做官感觉更美时，或者某种因素使做官的“好”变成“不好”时，辞官回家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国外政坛上公职卸任后去教书、经商的也大有人在。

　　对池的辞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传言和猜测，说明官本位文化对中国影响至深，在开放的特区也不例外。人们习惯于用利益的得失来分析每一种人生选择，公众会想:一个正在仕途顶峰的人辞官了，肯定有不寻常的原因。比如他会不会利用做官时积累的资源去做买卖，更快更公开地获取财富。

　　人在选择时自然要权衡利弊，用利益得失来分析辞官不做没什么不对，问题是我们太注重于庸常的、可以量化的利益得失，如用金钱或权力的其它孳息来衡量，放弃一个很要害的官位就难以让人理解，除非有一个更有诱惑力的位置在等着。可人所能得到更广义的“利”不仅仅是权力和金钱，也许还有精神上的放松追求、心灵上的自由以及其他。池雄标所说的“做事”是很宽泛的，古代尚且有归田后成为大学问家或教育家的官员，何况在价值更为多元化的今天。

　　即使官员辞官不做而去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照理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外国同样有卸任官员利用在政坛上积累的资源经商。官员卸任后能不能经商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有一种严密的制度使卸任的官员和公共权力绝缘。今天的中国“官”和“职”可以合并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一些没有了实职的退休官员依然掌握隐性权力，所以才可能出现像辽宁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那样的卸任官员，退休后很快变成一个践踏规则、巧取豪夺的商人，这也是公众对官员卸任后经商抱有警惕的重要原因。如果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官员卸任后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利用自己的经验、美誉度、人际关系去赚钱。

　　乞休本是寻常事，究竟是什么使它变得不寻常呢？(作者系知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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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