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西安漂一族(图)

　　在年轻人看来，许巍在家乡的演唱会是其“漂泊”生活的最美结局。

　　核心提示

　　如果剔除社会分工差别，城市中的他们和被称作“农民工”的群体极其相似，生活飘浮、心无所属，在日积月累的打拼中，乡土、乡音正在渐行渐远，而和他们向往的城市之间的距离却并未完全消失。专家说，文学领域他们被称作“漂一代”，社会学领域他们则被冠以“边缘人”的术语。他们，或许就是你身边的同事或朋友。

　　文／图记者王丽

　　5月17日晚，省可口可乐体育场，西安音乐才子许巍的归来引爆了数千观众的热情，当晚全场持续沸腾近三个小时。

　　“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唱会，许巍的归来和其坎坷的成功是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年轻人所渴求的最佳结局”，肖克，一位在西安生活十多年的外乡人如此诠释许巍在故乡举办个唱的意义。他言语果断又无限感慨：“在飘泊的意义上，许巍是我们时代的偶像。”

　　1994年许巍离开故乡西安前往北京寻找自己的音乐梦想，10年漂泊终于修成正果——用“绝版青春”告慰家乡父老。无疑，这10年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推行的10多年中的一段，曾经和许巍一样的很少的“飘一族”在整个国家系统的变迁中慢慢成了每个大中城市人群中的大多数，于是，像某著名媒体所定义那样，这个国家因此正在成为“蒲公英社会”：“整整这代人，飘在城市，心无所属，他们能做的是，把种子留下，指望下一代生根发芽。”

　　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身边，和许巍当年一样，很多人正走在飘泊的路上，也有更多人即将出发……

　　落地何时生根

　　1995年，22岁的肖克从北京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由于“分配”的字眼已经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逐渐淡出，家在甘肃的他在首都举目无亲，不愿意返回家乡又不能进入京城好单位，他选择了漂在北京的生活。在名牌高校林立的北京，非名校出身的肖克最早在中关村“攒电脑”，两年后他被派来西安担任某著名国产电脑西部区一个小项目主管。

　　“那时我和你一样年轻，特别渴望能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精力充沛、自由享受工作和生活带来每天都有的惊喜！”肖克向记者坦言，刚到西安时，这个城市比北京稍慢的工作和生活节拍让他很不适应，一年以后他申请到哈尔滨工作，他以为环境的转变能改变自己本就郁闷的心境，然而，此后几年，他辗转哈市、兰州、武汉和西安之间，却总不能从中挣脱出来，工作地点的频繁转换、城市间迥异的风景，并没有将他原来期望的自由和惊喜变成现实。

　　寻找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最佳位置，是肖克从22岁到28岁做的惟一的事情。他说，这期间自己经历了很多无眠之夜。很多时候站在某个暂作逗留的城市的街头，看着行色匆匆的人们，他常常突然异常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漂着，直到有一天最终厌倦，而不是最终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角落后停止。

　　肖克25岁那年同胞哥哥结婚，在哥哥新婚之夜，喝醉了的肖克窝在母亲的怀里大哭一场。他说似乎是那一夜自己终于知道该怎样“漂泊”。2000年，肖克最终又来到西安担任公司驻西北区销售代表，他买了房子，找了女朋友，2002年肖克结婚，一年后他做了父亲。

　　“我是‘漂泊’人群中激流勇退的一个，许巍是激流勇进的代表，上大学时我一直希望成为北京人，但我最终没有成为。”和当年一起“北漂”的朋友相比，肖克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他们已基本在北京扎根，但都没有成为北京人的感觉，文化认同和地域差异让他们没有归属感。但我不同，西安很温和，我情愿在这里扎根。”

　　现在，肖克3岁的儿子能说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看着电视上的“碎事碎戏”，冷不防还会冒出一句“嫽扎咧”。抚摸着儿子的脑袋，肖克说：“他和他的同辈人将是自觉‘漂泊’的一代。”

　　下一处驿站在哪里

　　大学毕业三年后的今天，25岁的李博正处在肖克当年经历过的茫然期。2003年，李博从我省某著名高校的哲学系毕业，因为对广告的独特兴趣，他从大二开始就自修广告专业，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拿了好几个国内广告大赛的奖项。或许是哲学出身所具有的敏感，或许是单身母亲养育数十年形成的外表冷酷而内心脆弱的复杂，或许是已经看惯了这个城市厚重的城墙和大学宿舍楼下的玉兰花开，家在东北的李博在毕业时选择了留在西安。“这个城市亲切温和，让敏感的我眷恋不已。”5月20日面对记者的采访，李博说起当初选择留下的理由。

　　然而，当一次次自己废寝忘食、苦思冥想得出的创意被署上他人的姓名，当一次次通过电话线传来母亲日渐衰弱的声音和呼吸，李博动摇了。2003年冬天，他告别这个他钟爱的城市返回东北老家，在长春找到一份广告创意的工作。

　　“回去半年我又懵了。”他说，初恋女友仍爱他，但抵不过他“要做出些有名堂的事情来，否则就没有资格结婚”的执拗，终于嫁作他人妇。2004年国庆节，李博到了北京。“几乎三两月就换一家公司，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不知道还要寻找多久。”白天，他奔波于自己租住在紫竹院的房子和位于朝阳区的公司之间；夜晚，他说自己要么绞尽脑汁找创意、要么在酒吧喝到午夜，“其实我更爱去校园，附近的首师大、民大、北外、中青政我都有去过，校园的静谧让我冷静和平和，但我又害怕，看到那么多年轻的面孔，我挺难过的，当年我和他们一样，但毕业至今除了变老和变得对什么都无所谓，我还有什么？”说这些时，李博满眼落寞。

　　今年，由于公司在西安有一单生意，李博被公派返回这个城市作三个月的逗留。到西安稍作休息后，他便迫不及待地重访母校。20日下午，在其母校被历届学生都称作“紫藤园”的地方，李博点燃一根烟，在回忆了自己毕业近三年的历程后，他指着来往的学生说：“起初我不得已选择‘漂’的生活，后来，我发现‘漂’成了时下大多数年轻人越来越自觉的行为。他们迟早都要‘漂’。”

　　现在忐忑上路

　　如果说10年前，肖克等人的“漂泊”是一种勇气，那么，10年后的今天，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东西部差距短期内不能消弭的大背景下，现实的残酷已经湮灭了当年肖克们的浪漫和激情。李博不知道自己还要“漂”多久，崔凝则心怀忐忑准备上路。

　　“‘漂泊’是成长和生活不得已的奢侈品，我不愿意到其他城市漂泊，但现状让我又不得不选择这条路。”再过不到两个月，准硕士崔凝就要去广州工作，观看17日晚许巍演唱会是她从准备毕业答辩的繁忙中“偷”来的半点空闲。

　　记者和她的聊天源于当晚她伴着许巍歌声的兀自摇摆。独自挂着一副望远镜，时而和旁边所有的年轻人一起尖声嘶叫，又时而挥动双臂愤怒地或者忧伤地摇摆——事后，她告诉记者，喜欢许巍就是因为歌中唱出的绝望、忧伤和之后拨云见日的豁达，“你不由得想到自己所有高兴和不高兴的日子。”

　　崔凝说，自己从小就是乖乖女，单纯的生活顺利地读大学上研究生，直到临近研究生毕业。“投简历时我懵了，必须走出去了。”原来，高校嫌女研究生学历低不足以承担高校教师的重任；一般单位又嫌女研究生事情多，刚工作就面临结婚生孩子等系列问题，而且学历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机会多，稳定地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几率就相应小了很多；而对于已经跻身“高学历人才”的崔凝而言，年轻的自己似乎也应该去往“人才竞争第一线”的京沪粤搏上一搏。从去年年底起，崔凝就到南方几个城市寻找自己的机会，在投了无数简历、看了太多眼色和流了很多眼泪之后，她谋到了一份网站编辑的工作。然而仅仅是工作而已，没有亲朋好友、户口以及基本的人脉。

　　“就算是体会年轻的意义吧。我可以在西安有稳定的工作，但想想现在就可以知道十年、二十年后的生活状态，我宁愿经历现在。”有不得已的原因也有自觉的动机，崔凝选择离开西安的亲朋好友去南方“漂泊”。

　　我年轻我有理想我选“漂”

　　昼伏夜出的生活让大鲲完全颠倒了作息时间。他是歌手，像许巍未成名时一样，每天掂着吉他出没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间或者商家促销活动中。

　　由于痴爱音乐，不愿意让“枯燥单一的大学生活窒息音乐天才的才情”，大鲲三年前从哈尔滨师范大学自行退学，那一年他21岁，扛着吉他来西安投奔一名在此地读书的发小。

　　若以一年为期，上半年基本是大鲲的潜伏期，商家活动少，他只能在酒吧里找演出机会，每场200元，一月大约10多次演出机会，差不多能养活住自己；下半年则是他的活动期，白天奔波于各种商家活动，地域不局限于西安本地，渭南、陕北和汉中他也曾经去过，而夜晚除了必要的休息外就是去酒吧唱歌。以一天为期，在没有活计的白天，他睡觉或者排练，晚上则是唱歌和跳舞。

　　——如此简单的生活，大鲲已经在西安“漂”了三年。在其和发小合租在边家村的房子里，满墙的男女中外歌手海报，厨房和卫生间也不例外。发小说，大鲲想以唱歌成就自己，似乎痴迷得有些癫狂。

　　大鲲留着披肩的长发，脸是那种或因缺少日照或因营养不良而呈现的苍白色，身上的衣服从来都是他把新衣手工改制后在外人看来的奇装异服——牛仔裤一条裤腿被剪掉再侧着缝在原处、衬衣的袖子和下摆被剪掉还撕扯出缕缕线头……无规律的生活也已经破坏了他身体的一些器官，胃痛经常伴着他的歌声一起发作。

　　“为什么漂在西安？”大鲲说自己已经忘了最初的理由，不同于其他流浪歌手把北京看作“音乐天堂”的朝圣心理，自己就是愿意呆在这个温和的城市，“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懒惰”。

　　“在这个城市，他没学历也没其他生存技能，认识的人多是和自己一样搞音乐的‘理想派’，除了音乐他什么都懒得做也不能做！”背对了大鲲，他的发小对记者说。

　　尽管在他乡的生活难免困顿，但大鲲喜欢唱灿烂愉悦的歌曲。记者采访时，他正唱着《喜唰唰》。“没有乐观的精神还‘漂’什么，早就被大浪打翻了，我还年轻我有理想我选择‘漂’。”拨弄着吉他弦，他轻描淡写说道。

　　西安已经成了肖克扎根的地方，西安曾经是李博“漂泊”的驿站之一，西安也是崔凝准备“漂泊”的码头，西安更是大鲲寄存理想的港湾……普通的他们或许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身边的某个同事、朋友或者陌生人，但他们的整体也无疑是我们这个国家变化中的一个历史标记。

　　采访临末，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薛新娅老师如此诠释：“漂一代”是工业化直接催生的结果。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原先户口对个人流动的限制有所松弛，出于各种各样目的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出走。“然而，不管他们是否取得各自或社会的认可成就，在社会关系、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上，要想真正融入所处的城市仍有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