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资助学也是一门艺术

　　实习生 刘子倩

　　“五一”期间，耕耘助学会与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主办的耕耘学子例行见面会在昆明举行。参加见面会的都是云南昭通地区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们得到了耕耘助学金，但之前，却要经过层层考核。

　　叶胜杰，香港的一名普通市民，香港耕耘助学会的创始人。他说：“我有能力支配一定的经济资源，按照比较和谐的方式重新分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这会让我感到骄傲，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同时也得到精神满足。”

　　但是，在真正实施捐助的过程中，叶胜杰遇到一系列问题。于是，1999年，他开始寻求与云南省团组织的合作，探索一种可行的、相对科学的民间捐资助学模式。

　　贫困生也要公开选举

　　现就读于云南警官学院的马顺国仍然对申请助学金的复杂程序记忆犹新。

　　2003年5月的一天，马顺国所在的大关县一中得到团县委通知，学校贫困学生可以申请大学助学金。按照通知规定的申请条件，贫困生必须有村镇两级开具的家庭贫困证明。

　　马顺国回忆：“我们还要写助学金申请书，介绍家庭的贫困程度及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情况。通过班级的同学选举，过半数者才有申请资格。最终每个班只推荐4到5个人，学校再将名单交到团县委审核。”

　　“高考分数出来后，我们进行了笔试，这就淘汰了一半的学生，最终经过叶先生的亲自面试才申请到了助学金，太不容易了。”马顺国说。

　　主管贫困学生助学金的团昭通市委综合科科长陈松介绍：“班主任还要为面试合格的学生写一封推荐信，学生要与叶胜杰签订协议，其中要求学生每年给他写两封信汇报学习生活情况。层层审核之后才能对该学生进行资助。”

　　“我参与过的其他形式的捐助基本上是对资助的学生不做要求的，只要老师说是贫困生，捐助人就只顾掏腰包，这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如何，他根本不了解。而我们的这种选拔体制恰恰避免了这个问题，复杂的选拔制度所选出的是真正需要资助的学生。”多年参与各种捐助活动的陈松说。

　　对此，叶胜杰深有体会：“我要与每一个我将资助的学生见面，看看他是否真的想读书，还要走访他的家庭，看其是否真的生活困难。我只是一个小投资者，没有太多的钱，每年只能资助考上大学中10％的学生，所以钱更要花在刀刃上。”

　　失败中总结经验

　　叶胜杰每次都把资助金汇到学生原籍地团委，再由团委汇入该学生的账户中。每个学生每年得到1000~3000元不等的资助金，而有特殊情况的学生最高能拿到7000多元。学生收到钱后会将签收的纸条及具体联系方式寄给叶胜杰。

　　“如果学生没收到钱，他们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就会直接找当地团委，我们之间也是有协议的。我的这些捐助方法也都是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叶胜杰说，在刚开始捐助时，他只管出钱。但在与学生通信的过程中发现，真正拿到钱的并非都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

　　为耕耘助学会在云南昭通做了6年义工的陈松说，当时只顾捐助，没做具体的要求。每个学生一年的费用只是机械计算，没有具体量化，暴露出许多弊端。于是，叶胜杰就联系当地团委、教育部门一起座谈，出主意。

　　据陈松介绍，为了使捐助真正发挥作用，受资助的学生每个新学年要重新提出申请才可能继续得到资助。耕耘助学会委托学生所在大学团委对该生一年在校表现进行鉴定。学生要将此鉴定表、班主任意见及个人成绩单附在申请书中一并寄到香港耕耘助学会。

　　“这些环节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将视学生的表现决定是否来年继续对其资助”。陈松说，“在完善的捐助模式与学校的受助者之间，地方团委起到了桥梁作用。我们引以为豪的就是这个比较完善的捐助体制。”

　　“现在我的资助金都能健康透明地运转。”叶胜杰补充说，但是仍然有许多捐助者不相信现在的捐助体系，而一个好的环境才能真正吸引捐助者。

　　云南省青少年基金会的有关人员说：“叶胜杰的捐助体制与我们的工作渠道相结合，捐助工作就能很顺利地开展。”该人员同时也指出，这种民间团体来内地开展活动也存在着一定困难，如群众不认可，地方相关组织不接受等，“团组织出面可以消除人们对这些慈善团体的怀疑和误解”。

　　为捐助行为负责

　　今年45岁的叶胜杰曾是香港苗圃助学行动的一名义工。他在助学长征活动中结识的商界朋友也加入到耕耘助学会中来，使他不再是一个“光杆司令”。

　　叶胜杰常与受助者以讲座、讨论、游戏、通信等形式交流。云南省青少年基金会的相关人员表示，现在有些受到资助的大学生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冷漠地接受无偿捐助。

　　叶胜杰坦言，他并不是很看重成绩，而他所关注的是学生能够认识自我，不荒废学业，不伤害社会，人生有目标，最终有所发展就可以了。

　　他曾经这样批评过一名受助者：“你说你上大学是混过来的，那你还上学干什么，你在协议中是答应要好好学习的，可你却欺骗了我，你剥夺了更多希望得到我资助的人念书的权利，你让我有一种挫败感。”

　　“我有一次花3天时间与100多名学生谈了话。我并不是捐钱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我要他们给我写信，每年见一次面、谈一次话是对我的捐助行为负责，对学生负责。这样钱才能花出效果来。”叶胜杰说。

　　马顺国说：“我家年收入才1000元左右，父母年迈多病，没有叶胜杰资助的10000多元，我是上不起大学的，但他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思想。在与他交流中，我的人生方向更明确了。”

　　陈松说，在整个捐助过程中，他们把这些学生称为经济有困难的同学，从不叫“贫困生”。“我们不能让他们产生自卑的心理，这个体制就是让他们体会到公平和平等。”

　　另据陈松介绍，根据协议，受助学生在毕业后6年内将资助款的50％还至当地团委的耕耘助学金，以资助其他同学。“这是为了给学生一些压力，让他们感到资助来之不易。与民间无偿的捐助相比，我们的这种还款体制显然是先进的。”

　　叶胜杰表示，这条规定是他接受建议后，2002年才加入协议中的。“其实，我没有太在意学生有没有还款，我只想让学生们珍惜受资助的机会，在受助中得到教育，从而回报社会。这条规定就是想告诉他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捐资助学是一种艺术，绝不是施舍，而这钱是他们通过努力争取来的，以未来信誉做担保。”

　　“50％的还款可以使这个援助体系的雪球越滚越大，继续发挥团组织的优势，将助学款合理分配，再发放到学校及学生个人。在这个体制下，受助者越多，还款的资金就越多，最终从团组织受益的人就越多。”陈松说。

　　据了解，通过这一体制，香港耕耘助学会已经以助学金和无息借款形式为内地贫困山区无经济能力接受大、中专教育、品学兼优的600多名学生及贫困山区的乡村学校提供了近500万元资助。近期，该助学会又与云南省青少年基金会达成合作意向，将捐助500万元，用于防治艾滋病及资助艾滋孤儿等项目。

　　本报昆明5月23日电